序
从翻开这本书,到全部看完,花了不到3天。毕竟书中的部分故事,我已经在其他书中看到过,很难得的是,竟然在自传中给出了神经网络的算法和程序实现。或许,这看起来简单明了的表述,蕴含了作者多年的心血,也是作者的自豪。和辛顿比起来,杨立昆看起来会更张扬,更有性格,也会更激进。
前一段时间,参加了一个信息安全的学术论坛,其中多次提到了量子密码。作为一个搞过一丢丢密码学的人,我对这次会议是充满憧憬的,毕竟世界上一般来说哪有随机数可言,都是伪随机数,让你看不到背后的逻辑而已,记得以前经典教科书上的大师说,恐怕只有真正地使用了量子技术,才有真正的随机数可言。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原来论坛上讲的是有量子抗性的密码,俗称抗量子攻击的密码,一看英文的学术词语,我大致就明白了这量子密码到底说啥了。对量子这个基于概率论的理论而言,在我求学的时候,是有大怨念和大偏见的。诚如爱因斯坦坚持的那样,上帝是不会掷骰子的,波尔的回答是,爱因斯坦,你别去教上帝怎么做事。
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怀疑自己的学习和认知的能力。直到我翻阅了大量的书籍之后,才认识到一个重要的观点,这些对人类而言有巨大冲击的理论,必然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接受、质疑、论证、再接受,这种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过程,才是一个真实的学习过程,少一个都是自己骗自己的。
大师,好的老师,直到如何引导学生走过这些历程,真正学会祛魅,领会科学。普通的学者,可能只会让你先记住,懂计算,然后发论文。至少毕竟自己研究生研究的一些理论,从接触到自己觉得真正明白,看起来也超过了10年。
除了混沌理论,另一个神秘却又引人入胜的领域,当属量子理论。当一批又一批的大师,做了足够多的质疑,但是又发现洽洽证明这么算是对的时候,也无可奈何的接受,这看起来是量子领域大师们的共同点。
最近,我在一些公众号上看到了对“技术封建主义”的描述。文章指出,如今的科技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巨头,规模日益庞大,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联系愈发紧密。如果不加以限制和引导,这些科技巨头可能会让我们沦为数据的奴隶,通过数据进一步束缚我们。企业仿佛成了“领主”,而我们则仿佛变成了“数字农奴”。
出于好奇,我找到了两本书,书名看起来十分相似。读完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技术封建主义》和《技术封建主义:是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是两位作者在不同年份撰写的书籍。前者是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杜兰于2020年出版的作品;后者则是希腊前财政部长、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在2024年出版的著作。两位经济学家同为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由于不同的工作经历和视角,他们写出了两本风格迥异但观点相似的书。如果再结合基辛格和施密特在《AI时代与我们的未来》中的观点,或许我们可以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待人工智能以及未来技术革命的发展。(一位是学院派的左翼经济学家,一位是实战派的官员经济学家,加上一位华府的数字科技顾问和一位擅长国际博弈的政治家,我认为这样可以更全面地思考技术和经济,尤其是对未来的预见。)
这是一个新词——Technofeudalism,生生地被创造出来。那么,究竟什么是技术封建主义呢?
资本日益强大,但资本主义正在消亡。一个新的体系正在取代资本主义,在这个体系中,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拥有并掌控着作为资本主义润滑剂的国家货币(而非利润),以及少数人让多数人为其工作的新的非市场领域。
资本主义利润(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理解的企业利润)正在消失,而新形式的租金正在国家和数字领地的新技术领主的账户中积累。在这些领地中,无偿或不稳定的工作由浮士德完成——他们开始类似于技术农奴。
瓦鲁法基斯如此说道。总体而言,他认为,现在的科技企业,尤其是大数据平台的获利模式,已经从获取利润转变为收取租金。前者是通过技术提升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后者则完全是借助平台的力量收取租金,而且租金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在软件技术和硬件维护上的投入。
对我来说,封建主义到底是什么?它与资本主义有何不同?此前我并不清楚,但通过这两本书的阅读,我理清了不少。
巧合的是,两本书的作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分别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角度来分析可能出现的“技术封建主义”。杜兰是从生产资料的归属权出发,瓦鲁法基斯则从劳动的性质和剩余价值的角度切入。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生产中形成的那些确定的、必然的、独立于他们意识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力”(在这个社会中被调动起来的资源、技术和知识)。
在封建主义中,封建领主垄断了土地,直接生产者只拥有生产生活资料所需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和奴隶制中,所有生产资料都属于统治阶级。一个阶级对生存条件再生产所必需资产的合法垄断,是其占有剩余(即直接生产者应得之外的剩余劳动)的基础。在这三种形态中,至少都有某个统治阶级垄断了一部分对生产至关重要的资产的所有权。
在封建主义和奴隶制中,工人都不自由,生产者与主人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强制。而在资本主义中,无产者被视为“自由”的,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劳动能力卖给自己选择的人。他们必须这样做才能生存,因此他们依赖于一般的资本家,但他们可以选择特定的资本家。人与人之间没有直接的依附关系。
在资本主义和奴隶制下,工人从属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组织劳动,确定劳动节奏,并赋予劳动以集体特征。工厂中紧密协调的劳动组织,具有精确校准工作量和服从机械节奏的特点。
封建主义的情况则不同。在那里,生产者是独立的,只要服从领主在服务或报酬方面的要求,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这种(相对的)自治是生产资料部分垄断的必然结果。领主只授予他们土地的使用权,农民则拥有其他生产资料,如工具、建筑物和牲畜。
在资本主义和奴隶制中,统治阶级占有的劳动和剩余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是重合的,封建主义则不然。为领主利益进行的剩余劳动以徭役或报酬的形式呈现,但总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这使得剥削具有一目了然的特征:直接生产者为自己劳动和为领主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分开的,他为领主的劳动直接表现为为他人进行的强制劳动的野蛮形式。
与资本主义不同,在奴隶制和封建主义下,并不存在通过引进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来提高生产力的系统性趋势。
在封建主义框架内,直接生产者几乎没有投资手段。当工作主要受到武力压制时,他们就没有动力去合作改进生产过程。无论是封建领主还是奴隶主,他们都不给工人发工资,所以没有什么可节省的。相反,他们会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对价格下跌的反应是增加产量并让奴隶工作到精疲力竭。这与封建领主的做法相同,后者在产量下降时增加征税。通常,两者都不会投资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和工具。
自给自足的趋势,即对市场的有限利用,是阻碍奴隶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另一个因素。奴隶主有兴趣长期使用奴隶,而不仅仅是在棉花或甘蔗种植最繁忙的时节。因此,奴隶们还被雇佣从事其他工作,使种植园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特别是在粮食方面。缺乏对生产资料的投资,加上消费品的需求不足,往往阻碍了分工的深化和本地产业国内市场的扩大。不仅种植园的生产力停滞不前,当地经济也失去了发展动力。
资本主义逻辑似乎是某种特殊结构的结果。
它以普遍市场生产的形式出现——生产资料(如劳动力)可以自由交换,且必须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加以使用。布伦纳解释说,在这种社会财产关系的重组中,对市场的普遍依赖使得投资和创新成为必须履行的义务:
只有当劳动力从生产资料所有权中分离出来,工人从任何直接的统治关系(如奴隶制或农奴制)中解放出来,资本和劳动力才能“自由”结合,达到尽可能高的技术水平……只有在自由工资劳动之下,单个生产单位……才有义务为买而卖,为生存和再生产而买,并最终进行扩张和创新,以保持相对于其他竞争生产单位的地位。
只有在这样的体系中,资本和劳动力因此成为商品——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商品生产”,才有必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进行生产,以便日复一日地生存下去,并超越这一生产力水平,以确保这种生存的持续性。
在价值链中,存在着争夺数据控制权的垂直竞争。数据流通是整合和优化分散工作流程中业务流程的先决条件。但这种整合使数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获得了过多的数据。由于信息系统固有的不对称性和企业间不平等的议价能力,占统治地位的公司能够从合作伙伴的生产和商业流程中学习,并利用这些信息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以沃尔玛为例:
在公司总部,“数据咖啡馆”集中了由200个内部和外部来源(包括天气预报、社交媒体、经济数据和当地事件)实时提供的数据,目的是利用这些独特的海量信息,使各部门的团队能够直接向分析中心的专家求助,以验证他们的假设。
从数据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就像等待被发现的土地。谁先到达并控制了它,谁就能获得其中包含的资源——在这里,就是丰富的数据。这片有待征服的新土地涵盖了一切可以数字化的东西:视频监控的图像、购物记录、联网设备(手机、智能音箱、冰箱、烟雾探测器、恒温器、“智能”电表)的使用数据、数字网络上的交易和互动(在线表格、电子银行服务、社交网络上的帖子)、网页浏览数据、位置信息、内置传感器的测量数据(工业设备上的传感器、公共交通通行证)、电子护照、DNA样本等等。
因此,利用数字工具所产生的数据的集中化,推动了知识垄断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价值链的整合。垄断知识的过程涉及在全球范围内以日益严格的知识产权大规模圈占知识,但并不限于此。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以及数据流本身的特质,形成了大平台公司的租值。
数字经济的繁荣正在助长庞大的食利者经济,并不是因为信息是新的价值来源,而是因为对信息和知识的控制——知识垄断已经成为获取价值的最有力手段。
传统的租金指的是土地、工业生产设备等生产资料的稀缺所产生的使用成本,然而在数字技术世界里,产值的提升对土地的需求在下降,对工业生产设备的需求逐渐增加,对数字技术的需求则无限增长。
封建主义指的是食利者(即价值捕获系统)的非生产性本质。这种“地租优先于生产逻辑”的观点也适用于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尤其是平台企业。
数字化活动的兴起提出了竞争性创利过程的可持续性问题。只要资本还在有效竞争,只要消费者还可以求助于不同的生产者,只要资产还可以转让,这个系统就会保持动荡的活力。占有战略和剩余价值生产领域往往会相互平衡。如果占有活动垄断,利润的创造是否有可能主要用于占有而不是价值生产,这就不是资本主义了。
作为一名在左翼家庭成长的知识分子,瓦鲁法基斯从小就向往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
在众多的云服务平台上,我们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然而它既不属于我们自己,也不属于国家。它遍布无数私人拥有的数字领域,有许多所有者,但没有一个是我们:私人银行拥有我们的ID代码和全部购买记录;社交网络非常了解我们喜欢谁、喜欢什么;微博、推特会记住我们每一个引起注意的小想法,每一个同意或愤怒的观点,每一个在滚动之前停留的内容。苹果和谷歌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看什么、读什么、买什么、我们会见谁、何时何地。流媒体平台拥有比我们意识记忆中存储的更完整的音乐偏好记录,背后还有无数其他人,在无形中收集、监控、筛选和交易我们的活动,以获取有关我们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基于云的公司(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关心其所有者)拥有了我们身份的另一个方面。
我们通常被迫将自己的身份移交给被隔离的数字领域的一部分,例如滴滴或其他网约车公司。当我们叫车去机场时,他们的算法会派遣自己选择的司机,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拥有该算法的公司从我们和司机那里获取的交换价值。这些新的围墙使得平台对数字公共资源的掠夺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云资本的惊人增长。
我们的人性使我们容易受到似乎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任何人或事物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能比面对真实的人更容易受到我们知道是无意识算法的影响,因为我们更容易陷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在那一刻,当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而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人时,我们就处于最脆弱的时刻。它是一块基于云的指挥资本,在我们的帮助下,通过我们自己的无偿劳动,我们变成了农奴,进一步使其所有者致富。
资本一直在某些劳动力市场(工厂、办公室、仓库)内进行再生产。在机器的帮助下,工人们生产出产品并出售以产生利润,这反过来又为他们的工资和更多机器的生产提供资金——这就是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方式。相比之下,云资本可以以不涉及雇佣劳动的方式进行自我复制。
在封建制度下,农奴在祖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他们会遭受巨大的苦难,但如果他们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文化和传统被剥夺,他们仍然会觉得不受欢迎,甚至难以理解。尽管如此,严酷的现实仍然存在:在收成结束时,地主会派人来提取他们的大部分农产品,而无需向农奴支付一分钱。
因此,我们数十亿人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云资本。我们自愿这样做,甚至感到高兴,这一事实并没有减损我们是无偿制造者的事实——云农奴,他们每天自主的辛劳让一小群主要居住在加利福尼亚或上海的亿万富翁变得富有。
数字革命可能会将拿工资的工人变成云无产者,他们在算法老板的无形控制下过着越来越不稳定、压力巨大的生活。云资本的非凡成就是它彻底改变了自身再生产的方式,这一成就远远优于上述任何一个。云资本给人类带来的真正革命是将数十亿人转变为自愿的云农奴,自愿无偿劳动以复制云资本,造福其所有者。
当资本货物(蒸汽机、机床、纺纱机、电线杆等)的所有者获得指挥人民和国家的权力时,资本主义就出现了——这种权力首次远远超过了土地所有者的权力。这是由于公共土地的事先私有化而实现的伟大变革。云资本也是如此。为了获得更大的指挥权,它也需要事先将另一个重要的公共资源私有化:互联网。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所有资本一样,云资本可以被视为一台巨大的生产和行为改变机器:它生产奇妙的设备和(为其所有者)命令不拥有它的人类的权力。但这就是地面资本和云资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是传统资本家和云资本家之间的差异开始的地方。
云平台不能视作市场,原因是平台算法成功地将每个买家与其他买家、每个卖家与其他卖家隔离开来。因此,平台的算法本身就集中了匹配买家和卖家的能力——这与市场的本质恰恰相反:去中心化。云资本的算法所赋予的这种权力,使其所有者能够向卖家(即传统资本家)收取大量租金(云租金)以获取客户的能力。
云封地是通过云资本的算法匹配买家和卖家的数字交易平台。虽然它们看起来像市场,但它们完美的中心化(通过算法匹配和掌握每个买家和卖家的完整信息集)使它们成为一种云封地,属于拥有算法或云资本的人。他们建立了平台,吸引云农奴扮演买家(以及云资本的贡献者)角色,并吸引附庸资本家扮演卖家角色。
附庸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生产者,为了出售他们的商品,必须支付云租金才能进入云封地;云租金是云资本家从附庸资本家那里提取的进入云封地的费用。
普遍剥削——资本家只能剥削他们的雇员,而云资本家则从普遍剥削中受益,即云农奴免费工作以增加云资本的存量,这使得云资本家能够占有越来越多的附庸资本家从雇员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这些雇员已经转变为云工作者,他们的工作受到云资本的指导和加速。
在技术封建主义下,云资本家(资本家阶级中成功积累了大量云资本的一部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将其余资本家(缺乏足够的云资本获取途径)限制在附庸地位。与此同时,受薪工人正在变成越来越不稳定的云贫民,几乎每个人都充当云农奴,帮助云资本积累和构建正在取代市场的云封地。
租金和利润都是支付成本后剩下的钱。这种差异是微妙的、定性的、近乎抽象的:利润容易受到市场竞争的影响,而租金则不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来源不同。租金来自对固定供应物品的特权使用,例如肥沃的土壤或含有化石燃料的土地;无论你投入多少钱,你都无法生产更多这些资源。相比之下,利润流入企业家的口袋,他们投资了原本不会存在的东西——比如爱迪生的灯泡或乔布斯的iPhone。当利润压倒租金时,资本主义盛行,这是历史性的胜利,恰逢生产性工作和财产权分别转化为通过劳动力和股票市场出售的商品。
作者认为品牌忠诚度就是一种收取租金的无形资产。因为品牌忠诚度使品牌所有者能够在不失去客户的情况下提高价格。这种溢价反映了梅赛德斯-奔驰或苹果电脑的拥有者比福特或索尼生产的更便宜的同类产品享有更高的地位。这些溢价相当于品牌租金。然而,苹果的应用商店就是第一个云封建领主,开发者30%的所有收入支付给苹果,这就是地租。
利润和市场被废黜——技术封建主义用自己的两大支柱——云租金和云封地,取代了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利润和市场。
云资本的积累放大了引发严重资本主义危机的两种力量:利润率下降和私人和公共债务泡沫的破裂。在技术封建主义下,劳动力(云农奴劳动力)的非商品化以及云贫民收入份额的下降,共同挤压了社会的总消费能力或总需求。与此同时,更多的剩余价值从附庸资本家流向云资本家,减少了对地面资本的投资;这对总需求又是一个负面影响。
在杜兰的书中,他为技术巨头的发展寻找了一个思想源头,那就是加州意识形态。
二战后,“凯恩斯共识”强调财政政策对实现充分就业的作用。20世纪末的“华盛顿共识”热衷于放松管制、私有化和紧缩政策,以使市场更好地运作。自21世纪以来,“硅谷共识”侧重于知识经济中的创新和创业精神,它以加州经验为基础,并利用这种经验所传达的巨大想象力。
“加州意识形态”是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反主流文化(本身植根于政治激进主义的沃土)与加州新企业家对自由市场原则的热情拥护相结合的产物。当年的意见领袖将技术预言、个人力量的增强和拒绝权威结合在一起,声称“我们时代的标志是拒绝任何形式的强加模式”。
硅谷的嬉皮士技术爱好者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结合了激进的个人自主权追求与每个人在全球范围内分享的创造力,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授权或从属,认为数字世界会创造新的乌托邦。
加州对信息通信技术的狂热似乎延续了之前十年美国嬉皮士的思想,将以社会为基础、反对权威的反主流文化理想投射到全球层面,赋予技术增强型个体摆脱大企业和大政府的能力。“硅谷共识”超越了“华盛顿共识”。它更强调资本主义作为创造性破坏运动的动态效率,而不是市场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
在技术、经济、国家政策领域,物质意义上的财富已经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在任何地方,心灵的力量都会战胜物的蛮力。
潜在的动荡巨大,因为“网络空间就像一个真实普遍的电子生态系统”。我们的思想被软件主导,它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土,一片人人都能探索的“知识的领土”。
硅谷的企业家们看到了令人兴奋、荣耀和优越的景象,拥有敢于冒险、领先他人、完全依靠直觉塑造未来的能力。他们秉持着熊彼特式的创新精神,“颠覆”概念的破坏性一面被完全忽略了,因为它意味着为了创新而颠覆既有规则。从谷歌到优步(Uber)和脸书(Facebook),硅谷公司毫不犹豫地在一切法律框架之外行事,甚至违背现有规则,以既成事实的方式强加自己的创新。
我曾读过一篇让我印象深刻的文章,名为《困在系统里的人》。当时,美团为每个外卖小哥制定了一个送达时间。如果都能按照系统预设的时间推进,系统会获得更好的评价和效率,受苦的却是外卖小哥。他们跑步、飞驰,不惜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因为不及时送达会被扣钱、降低评价,最后可能拿不到单,被迫离开这个系统。
美团难道不是符合两位经济学家描述的云封建领主吗?我们点单的人看似是消费者,其实也是数据的贡献者、云农奴。
一个后数字时代正在来临,强大的算力和算法,加上强人工智能的加持,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才能活得更好、更有尊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