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多年前,我入手了一套易中天的《品读中国》系列丛书,一套四本。

几年前,我看完了《品人录》。在那本书里,我更真切地认识了那个被人叫做奸雄的曹操,以及那个被人叫做霸王的项羽。回看历史,原来不懂的东西,似乎又懂了那么一两样。

剩下的几本就静静地躺在书柜里。有时候并不是不想看,而是这套书出版于二十多年前,字小,密密麻麻;加之易中天教授一贯的风格,内容极为详实,看起来总要费些力气。

从某种程度来说,书看起来吃力,是因为它触及了我不那么舒适的区域,从而引发了我的思考,逼着我成长。所以看完这本书,我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收获的。

书柜里的城市

一城又一城——读《读城记》

从一档节目说起

说起看书费力这件事,我又想起了那天早上看《圆桌派》第八季里窦文涛与鲁豫的对话。

《圆桌派》第八季播出时,距文涛离开凤凰卫视也有七八年了。随着那档经久不衰的黄金节目《锵锵三人行》在2017年戛然而止,文涛从每天一期的高强度工作节奏,变成了一年只出十来期的谈话节目。

时间虽然宽裕了,他却更用心地去布置场地、安排行程和话题——点一炷香,摆一张大圆桌,添几件有趣的摆件。这或许弥补了他当年不得不在固定时段、固定布景中播出的那一丝遗憾。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文人雅趣吧。

圆桌与香

那天看的是第八季第11集,大约是这季的倒数第二集。不同于以往的十几二十分钟,他现在一集大概有一两个小时。文涛比较随性,不会拘泥于固定时长,而是把他认为有意义的、需要的、他喜欢的都剪辑保留下来,串成节目。或许这就是他的作品,他的自由,他活得快乐的方式。

谈话类的节目我也看了很多,包括鲁豫的、轶君的、马家辉的、梁文道的,还有许知远等等。最后能坚持看上十多年、还一如既往令我着迷的,就只有文涛这个风格。

他在和鲁豫对话的时候说:”我今年做了一个尝试,我不再为了这个节目做过多的编排,不再准备到希望自己什么都懂。我把我感兴趣的做成节目,我不懂的就自然讲出来,懂的就自然去接话。”

鲁豫就说:”那文涛你真是个全才。”

这种真诚和用心,作为观众是能感受出来的。在他的节目里,文涛就像是一个理想中的我们——他希望去跟大家对话,希望走上前去问一些我们想知道的、但在专家看来可能又很粗浅的问题,然后很有艺术地把这些问题表达出来。他像个邻家大哥,而不是隔壁大学里的大教授。跟着他,看书、听对话,是轻松愉悦的,而轻松之中仍有教益和快乐。

相比之下,上个星期我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看许知远与查尔斯·泰勒在蒙特利尔的对话。泰勒是加拿大著名哲学家,蒙特利尔是他的故乡,也是他成长、生活并长期任教于麦吉尔大学的地方。他们在街头和地标处游荡,然后在麦吉尔大学开展访谈,讲述泰勒对人和人性、以及对文明的关怀。因为对话用的是英文,涉及的又是哲学话题,看起来很费劲。

泰勒最重要的哲学命题之一,是呼吁人类脱离工具理性,通过爱与反思重新构建我们的社会。他在对话中提出,政治的底层始终存在两种角力:一边是狭隘与自私,另一边是巨大的同理心以及对无端苦难的不忍。正是这种道德与良知的力量,支撑着人们逆流而上。

不是说许知远的访谈不深刻,而是话题过于沉重,整个人放松不下来,看一段要停一下,再看一段再停一下,始终无法保持那种连贯的轻松感。

“城”与”市”:一段被遗忘的词源史

《读城记》出版于1999年。彼时易中天教授尚未因《百家讲坛》讲《品三国》而广为人知,但这本书已经显示出他一贯的本事:把严肃的学术话题,说得生动有趣,令人豁然开朗。

多年之后,在撒贝宁《开讲啦》的节目里,看到有学生以刁难的方式质问易中天先生,我心里感觉很不好。不晓得这种刁难到底是嘉宾的个人行为,还是节目组有意为之。无论如何,我都不太喜欢。虽然反应迅速、回击准确的易先生给出了漂亮的答案,但那种令人不快的感觉依然挥之不去。

书一开篇,用了很大的篇幅讲北京与上海,并对两座城市做了深入的比较;接着是广州、厦门、成都、武汉、深圳……最终落脚于一个结论: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就是文化的差异。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城有不同的活法。读城,就是读人,读文化。

城市性情图谱

在介绍北京时,易中天讲了中国”城”与”市”的区别,这段话读来颇觉有趣。

中国古人无法想象没有城墙和城门的城市——规格越高,城墙越大。”城”是有政治属性的,皇家贵族居于其中,管制属地与物资;而”市”,则是城边上集中交易的场所。城里人虽然高贵,也要吃饭;乡间小民虽然卑微,也想买城里的东西。城里的精品要出去,乡里的食品要进来,便有了”城乡互市”。

最有意思的是两者物理形态的差异:”城”围的是高墙,”市”围的是”郛”(矮墙)。城墙高大魁伟,里面住着皇族、贵族、高官、名士;市垣低矮简陋,里面充斥着工匠、商贾、贩夫走卒。时间久了,两者合为一体,才成了”城市”。

城与市

这种区别也体现在空间格局上:城区的特征是封闭,全是院落高墙和紧闭大门,留出的通道没有他用,只能叫”通道”,不能叫”街道”;市区中的街道则不同,不但供人行走,更供人游览,街道两旁店铺开门,陈列商品。所以我们只能说”逛街”、”上街”,不能说”逛路”——“上路”、”赶路”是去别的地方,”上街”、”赶街”才是去买东西。

《左传》中记载,天子之城方圆九里,可称”京”;诸侯的封地叫”都”,大夫的封地叫”邑”。只有天子之城才能称”京”,独一无二;”都”则可以多一点,但按周制也只能是”京”的三分之一大。国民政府于1928年定都南京后,将北京改名”北平”,正是因为它失去了”京”的唯一性。

北京与上海:两种世故,两种文明

易中天笔下的北京与上海对比,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他说,北京人的世故是出来的,上海人的世故是出来的。

悟与算

北京人见惯了仕途险恶、天威难测、官运无常,世故是他们久经沧桑之后的产物。看透了,却又无可奈何,反倒变成了平和,也造就了幽默。上海人则不同,凡是不合算的事,即便有趣也不干;没有用的东西,即便好看也不买。

由此延伸出两种不同的精神气质。

北京人身上有一种贵族精神——高尚的格调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高雅的审美情趣,这无关门第血统,也无关地位身份。老北京人讲礼教、讲礼数、有教养,不会歧视或侮辱外地人,因为他觉得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应该是全体国民的表率,”礼貌不周,那就丢份儿”。老北京人最看不起的,就是丢份儿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新北京人。他们之所以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因为大学毕业后品学兼优,得以留京或分配来京。这些优秀的大学生本就是天之骄子,所在的单位又多半是大专院校、国家机关,相对地方而言,那种优越感自然更强一些。

悟出的北京

上海人的高贵则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性精神。他们崇尚精明、精致,货真价实、物美价廉,低投入、高产出——这是典型的工商业城市的价值观。北方人觉得他们小家子气、斤斤计较,但这种精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品质。

易中天说,上海的幽默不能叫幽默,只能叫”滑稽”:

  • 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境界,需要”玩深沉”
  • 滑稽则是一种肤浅、一次性的搞笑,不费太多劲儿,立竿见影地快活一下

两者不是一回事,是有高下之分的。

有趣的是,在外地人的心目中,对上海有好感的时候,便称其为”大上海”;不满的时候,就叫它”上海滩”。虽然上海人希望标榜自己是上海人,通过语言和着装与外地人划清界限,但若究其本质,上海大部分人追根溯源也是外地人。上海早年的发展,是被动的开放、被迫的现代化——为外资、为外国商人做职员,是最初的生存方式。但正因为这种强迫,复合得越快,反而锻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韧性与雅致。

他最后用一个颇为精准的比喻收尾:上海人是一群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移的城市部落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枝叶却沐浴着欧美的风雨。

算出的上海

广州:生猛鲜活,以及它的隐忧

读到书的后半部分,易中天笔锋一转,写到了广州。

他为几座城市各拟了一句气质概括:

大气醇和,那是北京;
开阔雅致,那是上海;
美丽温馨,那是厦门;
洒脱闲适,那是成都。

而广州,他用的是四个字:生猛鲜活

生猛鲜活

2000年前后,广州大约正处于其影响力的巅峰时期。改革开放的先机,让广东走在了全国前列,各种外来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审美,从广州辐射到全国。

关于广州何以能在改革开放中率先成功,易中天有一段极妙的比喻:

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央对许多成分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广东人看的是那只闭着的眼,福建人看的是那只睁着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睁哪只眼闭,北京人则在议论哪只眼应该睁、哪只应该闭。

离皇城远,广州人的自强精神和自主意识就特别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岭南人靠着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闯出一条生路,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这种独创精神也成为了他们的文化无意识。

易中天还指出,中国传统内地城市基本出于两种目的建立:要么政治,要么军事。出于政治的叫”城”,出于军事的叫”镇”。北京是”城”,武汉是”镇”;城讲文治,镇重武备,都不会把商业放在首位。广州则是另类——它不是城,也不是镇,而是”市”,天然重视商业性工作,擅长贸易。

广州人为什么那么爱吃?易中天的回答很有意思:人的精力有限,应该用于两件事——拼搏与享受。吃,是享受的最直接方式,也是拼搏之后最朴素的犒劳。

然而,早在二十多年前,易中天已经写下了他的担忧。他认为广州总是来势凶猛,往往又虎头蛇尾,像个短跑运动员,不适合跑马拉松。他担心广州”生猛鲜活”的风格难以深入持久;也担心广州受香港文化影响太深,而香港高品位的学术文化相对微弱。相比之下,他认为上海了不起,历史虽短,却在经济、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短跑与长跑

他最终认为,广州文化建设最大的障碍,是对岭南本地文化过度的自豪,甚至沉醉执迷——开放虽已相当,但还可以更大。

二十多年后回看,广州确实也遭遇了自身发展的瓶颈。我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过于专注于贸易和买卖,虽然是广州长久以来的优势,但一座城市要持续创新发展,需要的不只是商业的精明,还需要文化的积淀与审美的深度——不仅是文学上的,也包括工业与技术上的——那才是一座城市真正的隐形驱动力。

结语

一城又一城,读的是城,品的是人,悟的是文化。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脾气和活法,有自己的骄傲与隐忧。北京的大气、上海的精致、广州的生猛,说到底,都是一方水土养出来的一方性情。

虽然我没去过上海,但看了这么多关于它的材料,还是得找个时间去亲自感受一下那种特殊的经济和文化底蕴。也许将来,还可以再翻开书柜里剩下的那两本,继续在易中天的文字里,一城又一城地读下去。

继续读城

在把书还回小木屋图书馆的时候,眼睛的余光瞄到了一本蔡澜的书——《寻味欧洲》。

嘿,这也巧,蔡澜前一段时间去世了,但他的风花雪月倒是出了名的。作为当年香港”四大才子”中最后、也是最年轻的一位,他终究也离世了。

但是他的这种生活情调还是挺有趣的,至少有一点:真诚、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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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堂门口的小图书馆总能给我惊喜。最近我在架子上发现了阿尔贝·加缪的《西西弗神话》,饶有兴致地借了回来。

翻开前几页,发现写得出乎意料地容易读懂;可越往后翻,越感到理解不了。直到最后一章,才真正出现了与书名同名的篇章——《西西弗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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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团队组织买书开展业务学习,我提交了两本书的书单:一本是《软件设计的哲学》,一本是《图解大模型》。

其实这两本书我都有电子版。《图解大模型》读起来轻松有趣,深度也够;但《软件设计的哲学》就不太一样了——总是读着读着就停下来,始终推进不了。

纸质书很好地弥补了这个不足。像这种技术类、需要反复翻阅和思考的书,好的排版和完整的阅读体验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或许,排版本身就是阅读体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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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出现,纯属意外。

在饭堂门口的小图书馆偶然瞥见这本赫尔曼·黑塞的书,因为此前读过他写的《悉达多》,便顺手带走了。花了大约半个晚上,一口气读完。读罢却觉得,这种相遇冥冥中自有缘分。

虽然这是黑塞以自身经历为蓝本创作的半自传体作品,但它对一位重点学校重点班学生——从入学、到崩溃、到离世——这整个过程的刻画,至今仍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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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吴军的新书《卓越》,副标题是《避开教育误区,让孩子不走弯路,掌握教育的底层逻辑》——说白了,就是他的育儿经。

其中小部分内容,在读《大学之路》和得到课程时已经接触过。但整体梳理下来,对我仍然有收获:一些在脑子里模糊、甚至自相矛盾的观念,经由他的框架整理之后,清晰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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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又是个取巧的日子——两本书放到一起来写。

武志红的《为何越爱越孤独》是去年看完的,陈海贤的《爱,需要学习》则是今年。两本书的机缘相似:都是在大院的小图书馆里偶然看到的,拿下来对照着电子书,把在纸上画画写写的感悟一并记录在电子书上。从批注的密度来看,武志红那本还是更多一些——大概是因为他的文字更容易触动人,读到哪里有感触,就忍不住在旁边记一笔。

其实我知道武志红很久了。他是北大心理学系的,在广州工作,发表过不少文章和作品。在《锵锵三人行》的节目中,也经常请他做嘉宾,是个有思想锋芒的人。而陈海贤则是”得到”平台上心理学板块的主要作者,文风更温和,更注重操作层面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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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昏侯博物馆回来之后,我对中国更古老的历史忽然多了几分兴趣。家里恰好有一本小书《何以中国》,于是翻开来看。

这是一本小众的专业类书籍,我并不是它的目标读者。第一章写陶寺之乱,叙事明快,读起来还算畅快;可后面的章节对我来说,就像另一种语言——虽然每个字都是中文,合在一起却完全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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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五一假期要去黄山和景德镇的缘故,在单位旁边的小图书馆看到了《景德镇传》这本书,觉得真的很应景,于是便把它借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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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完了刘子超的《失落的卫星》,这是他深入中亚几国的游记。合上书时,心里浮起的却是去年读过的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我如何真确理解世界》——那是他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生命将尽时写下的一本自传。

两本书的内容看似毫不相干:一本写中亚的荒凉,一本写非洲的瘟疫与贫困。可读完之后,我却觉得它们共享着同一种态度——以亲身的行走与相遇,去打破既有的偏见,抵达一个更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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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比尔·盖茨推荐过的作品,很久之前我就记下了,最近心血来潮,便把它看完了。阅读之前,我以为这是一本关于门捷列夫的传记,读完才发现,讲的是化学这门学科的历史。填补了认知上的一个小空白,蛮开心的——毕竟中学时化学成绩一直比物理好得多,虽然高考没有选择化学,但从现在来看,依旧是个美好的遗憾。

只是没想到,一本讲化学史的书,最后让我想得最多的,反而不是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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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我们挂在嘴边的词一样,”逻辑”说起来简单,深究起来却讲不清楚。但反过来,要指出什么东西”不符合逻辑”,倒是容易得多——前后不一致,语序颠倒,因果不成立,通常便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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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完这本书,想整理读书笔记的时候,遇到了为文稿起名字的难题。我翻来翻去这本不算厚的小书,总是无法起一个亮堂堂的、朗朗上口的、又能准确描述心中感悟的标题。

难,真的是难。大一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借过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看到这本书又薄、文字又少,心中窃喜,以为很快便能看完。我想亲眼看看,当年陈寅恪究竟为何要在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上刻下那样的话——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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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星巴克里,听着轻柔的背景音乐,不断地回味着许知远的那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简单交代一下这本书的情况:它出版于2019年,是许知远的一本小书,讲述的是他1998年前后读大三时候的故事和随想。这不是回忆录,因为这就是他在那个年代留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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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我在微信上看到了一小段段永平在浙大的演讲视频,感觉他说得很有道理。当时也没有太在意,后来才知道,他不仅创立了步步高和小霸王,之后还去了美国专门做投资。了解到这些背景之后,突然对段先生肃然起敬,于是也买了这本问答录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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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过几天要去湘西的凤凰,于是匆匆地阅读了沈从文的《边城》。湘西凤凰紧挨着贵州铜仁,从风土人情来说,和我曾经工作过的贵州应该是蛮相似的。书中有些对话,我换成了不汤不火的贵州话来读,仿佛多了一份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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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刷到这闫教授的这本预测接下来十年国际关系变化的作品。据闫老师本人说,2013年的那本预测十年国际关系作品,至少超过8成的观点是和现实一致的,一方面佩服闫老师的勇气,另一方面也佩服闫老师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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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完《熊逸书院:政治哲学的巅峰对垒》之后,我立马开始了《熊逸书院:中国思想经典讲稿》的阅读。我以为,不太了解的英美哲学,看书时间长一点是正常的,中国思想经典方面的,阅读时间应该会很快。

很快,我发现自己错了,阅读中国思想经典讲稿这本书,费的时间比英美哲学多得多。或许是因为对西方哲学,了解不多,跟着熊逸环游世界,当然开心,毕竟书中谈到的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听说的。对中国的思想经典,了解得当然会比西方哲学多,知道并不代表了解,当问题相对深刻一点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思路,要说看原文的话,自己是驾驭不了的。或许是因为一知半解的了解,看到熊逸的讲稿,自己就会不断的想起过往的认识,不断地融合和更新自己对相关内容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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