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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比尔·盖茨推荐过的作品，很久之前我就记下了，最近心血来潮，便把它看完了。阅读之前，我以为这是一本关于门捷列夫的传记，读完才发现，讲的是化学这门学科的历史。填补了认知上的一个小空白，蛮开心的，毕竟中学时化学成绩一直比物理好太多，虽然高考没有选择化学，但从现在来看，依旧是个美好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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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我们挂在嘴边的词一样，”逻辑”说起来简单，深究起来却讲不清楚。但反过来，要指出什么东西”不符合逻辑”，倒是容易得多——前后不一致，语序颠倒，因果不成立，通常便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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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完这本书，想整理读书笔记的时候，遇到了为文稿起名字的难题。我翻来翻去这本不算厚的小书，总是无法起一个亮堂堂的、朗朗上口的、又能准确描述心中感悟的标题。

难，真的是难。大一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借过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看到这本书又薄、文字又少，心中窃喜，以为很快便能看完。我想亲眼看看，当年陈寅恪究竟为何要在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上刻下那样的话——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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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星巴克里，听着轻柔的背景音乐，不断地回味着许知远的那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简单交代一下这本书的情况：它出版于2019年，是许知远的一本小书，讲述的是他1998年前后读大三时候的故事和随想。这不是回忆录，因为这就是他在那个年代留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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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我在微信上看到了一小段段永平在浙大的演讲视频，感觉他说得很有道理。当时也没有太在意，后来才知道，他不仅创立了步步高和小霸王，之后还去了美国专门做投资。了解到这些背景之后，突然对段先生肃然起敬，于是也买了这本问答录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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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二的早晨，我到了凤凰，中途在休息区打了个盹，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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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过几天要去湘西的凤凰，于是匆匆地阅读了沈从文的《边城》。湘西凤凰紧挨着贵州铜仁，从风土人情来说，和我曾经工作过的贵州应该是蛮相似的。书中有些对话，我换成了不汤不火的贵州话来读，仿佛多了一份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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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刷到这闫教授的这本预测接下来十年国际关系变化的作品。据闫老师本人说，2013年的那本预测十年国际关系作品，至少超过8成的观点是和现实一致的，一方面佩服闫老师的勇气，另一方面也佩服闫老师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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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完《熊逸书院：政治哲学的巅峰对垒》之后，我立马开始了《熊逸书院：中国思想经典讲稿》的阅读。我以为，不太了解的英美哲学，看书时间长一点是正常的，中国思想经典方面的，阅读时间应该会很快。

很快，我发现自己错了，阅读中国思想经典讲稿这本书，费的时间比英美哲学多得多。或许是因为对西方哲学，了解不多，跟着熊逸环游世界，当然开心，毕竟书中谈到的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听说的。对中国的思想经典，了解得当然会比西方哲学多，知道并不代表了解，当问题相对深刻一点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思路，要说看原文的话，自己是驾驭不了的。或许是因为一知半解的了解，看到熊逸的讲稿，自己就会不断的想起过往的认识，不断地融合和更新自己对相关内容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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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微信公众号突然给我推了一份年度总结。从 2016 年的 1 月 26 日开通公众号到今天，已经 3662 天，已经 10 年有余。突然有些迟疑，竟然这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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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读了《以日为鉴》，讲述经历了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是如何面对经济的溃败的，以及对产业、教育、医疗和公共管理的影响，书中的结论是以牺牲一代人的代价，换来了社会的革新和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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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本书，我脑子里冒出来的不是微软，而是另一位天才工程师和技术领袖：乔布斯。

他们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致力于将计算机送到更多人的手上，都带着那种“领袖气质的天才”特有的锋利和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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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看到昨晚达沃斯会议的访谈，主角是 2024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萨比斯和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迪，心里既激动，也惆怅。

激动的是，哈萨比斯说 AI 带来的变革将是工业革命的 10 倍规模、10 倍速度，要为科 学家们建立 AI 的“CERN”，用 AI 推动科学进步；阿莫迪则判断 AI 在一两年内可能在几乎所有认知任务上超越人类，他们家的智能体产品 Claude Code 甚至已大规模由 AI 生成代码。

惆怅的是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前者认为中国追赶前沿做得很好，但科学探索的力度仍不足；后者认为中国的 AI 模型过于看重刷榜分数，对实际任务能力关注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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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一个中午，把最新的《钱从哪里来 7：重置》看完了。说实话，这是这七个年头里让我感觉最平淡的一本：没看到太多眼前一亮的故事，也没遇到那种会在心里“咯噔一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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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我是带着一点兴奋把这本书看完的。

兴奋主要来自前半本——它真的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不再是泛泛地谈“AI 会怎样”，而是试图把未来 1000 天拆成可以落地的路径。后半本则慢慢让我冷静下来：有些观点我其实早就隐约想过，它更多像是把那种“隐约”用更清晰的语言写出来。

我一直很喜欢盖茨那句判断：很多人容易高估自己一年能做成的事，却低估三年能发生的变化。罗振宇这本《预测之书》也正是把“三年”当作一个小周期来规划。正好我上周刚看完去年的《预测之书》，还在感叹：预测这件事需要勇气——不然很容易被现实打脸。我当时心里嘀咕：同样的书，今年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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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跨年，我既没有看罗胖的演讲，也没看 B 站的晚会。那天晚上出去和别人聊事情，到家将近 9 点；第二天还得带娃出去考试，所以简单收拾一下就睡了。

第二天翻了翻罗胖的文稿，感觉没太多新的资讯和观点。尤其对我这种对未来总带着不安和焦虑的人来说，它提供的安慰有限——或者说，提供的更多是“热闹”，不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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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不到八点，我已经坐在办公室：咖啡冲好，书堆摞起，新的一天像按下播放键一样开始。今天也不例外。整层楼很安静，可能就几个人在。看着杯子里的热气和桌上的书，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做点什么，又好像不太情愿做任何事。

喝一口埃塞的罕贝拉，熟悉的酸香猛地顶上来，鼻腔一酸，连情绪也跟着酸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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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读完李开元教授的新作《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写的还是那段人人会背的故事：易水送别、图穷匕首见、始皇闪避、荆轲就擒、燕国覆亡。桥段熟到几乎不需要再讲一遍——可偏偏是这种“太熟”的题材，最容易把读者的判断弄得又快又懒：我们以为自己懂了，实际上只是把听来的版本又背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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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多月才过年。这个元旦于我而言，并没有多少节日的味道。作为水瓶座，我也大约知道，再过不久，自己就要41岁了。人到中年，那些曾经认真做过的梦，似乎都被现实碾压得支零破碎。越往前走，越像十多年前《新周刊》说过的“橡皮人”——感官渐渐麻木，思考慢慢迟钝，社交也在无声地淡出。电影和剧不再追，偶尔看看书；出门寻觅好吃的兴趣几乎消失。更多的时候是发呆。怕自己显得太傻，便又刷刷手机，给这种空白找一个体面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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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广州的天气进入了过山车式的调整：前一天还热得穿短袖，后一天不套件薄羽绒就要感冒。这个体验很广州，在别的城市很难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