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同声同气”这个词在耳边出现得甚是频繁，每每出现总会伴着爽朗的笑声，这个词出现得不多，我几乎只在讲粤语的情景中听到过。我一度以为这个词是粤语的俚语，不然为什么我在不讲粤语的时候从未接触到过，用普通话念出的时候，总觉得有几分拗口。百度过后，方知其原是一成语，出自清代小说。提到这个成语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两个讲粤语的人惺惺相惜的情景。大部分的人会觉得矫情，以前的我也觉得，而立之后的我慢慢的感觉到这个词蕴含的感伤。粤语是我的第一母语，虽然小伙伴们总笑话我的粤语口音中带着浓浓的山城味，但总归是粤语，有哪一个语言能跨越地域的距离而没有一点的改变？纵然粤语也称广州话，但最正宗的广州话在广州的那一个地方呢？人数又有多少，又占整个讲粤语群体的多少呢？我想并不会多，既然不多，何必纠结谁更根正苗红呢？6岁读小学的时候开始学普通话，此后普通话就成了我的母语，即便我去了北方，口中的普通话总能让人听出南方的味道，但是大部分人都会认可我讲的普通话。顽皮的我偶尔练习了一下北方的卷舌，以至于在某些时候能以假乱真，让人一下子难以从我的口音分辨出我来自哪里。少不更事，对普通话的兴趣远大于粤语，时间久了，已经忘记了粤语如何说了。现为人父，幼子自小接触普通话，虽然有时也会如鹦鹉一般，学我讲粤语，初感欢乐，后觉唏嘘。自懂事以来，外婆便用粤语给我念诗，直到某日，窗外细雨，我口中一句“雨纷纷”，便让老人家记住，到如今时不时也会提起，老人家自然很是欢喜。现如今，即便教幼子读诗，也用了普通话，大部分的诗我用粤语也无法流利念出，何况教小儿。唯有老人家教的唐诗，现能信口拈来，粤语读诗和普通话读诗，当中的不同滋味，非粤人不能懂。小时候，翡翠台和本港台，是我们每个人晚上看电视必然选择的频道，有时候两台电视剧同时播，便在插播广告的时候转到另一个台。金庸，霑叔（黄霑）应该是那个年代我记忆中相当优秀的讲粤语的香港人，时至今日“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的广告词依然能够碾压当前的许多广告。当年情迷港澳，除了那个纸醉金迷，还有那厚重的粤语文化，当年的粤语歌，转变成普通话也不失去其中韵味，“沧海一声笑”也便是这样的歌，基本一样的歌词，粤语可唱，国语能唱。每种语言每种方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非翻译可以表达，这感觉辜鸿铭先生知道，林语堂先生知道。香港文化每况愈下，港人把怨念抛向政治，然自己有料，怎会事事诉诸于政治，黄霑先生的离世，是粤文化式微的标志，无真正的后继之人怕是最为关键的。霑叔是怪才，并非能通过模子印压出来的，是厚重的粤文化耳濡目染加上个人的天资聪颖，如宝玉，如悟空一般，天地孕育之才。精致利己主义，非大陆特有。港澳之地更是如此，天资聪颖之人，修习西文，远渡重洋，个人才能得以施展，以此获得舒适生活。渐渐的，天资聪颖又愿意修习华文的人，越来越少，大道废而有仁义，剩下的由模子印压出来的才子盛行，以至于今天这般田地。文化和经济类似，都有趋向性，为了个人的利益，大环境中不重视他们的价值，他们必将跑到一个更重视他们价值的更适合的环境去。看张五常的关于经济类的书，看《think,fast and slow》的台湾版，抛去书的内容不讲，就两本书的行文方式而言，和日常的简体版的书籍是不一样的。五常先生是香港人，所以用母语写作，用的是粤语的底子，书面的行文去除了很多口语化的表述，但是某些俚语的引入确实增色不少，譬如“多只香炉多只鬼” ，“易过借火”。如果用普通话来阅读无常先生的文字，时不时总会遇到莫名其妙的表达，这个时候换成粤语就顺畅多了，有时候全部用粤语来默读，会感觉很是亲切，毕竟生活中使用粤语的机会越来越少，加上即便使用粤语，能说得出俚语又能恰到好处的，少之又少。读台湾学者洪兰翻译的《快思慢想》，虽然用普通话来阅读并无太大障碍，行文与港版不一样，但是对比起同一个意思与简体版（专门在百度阅读下载《思考，快与慢》来对比）却是两种表达：“我在本书的开头引入两个虚拟的人物，随后讨论了人类的两种存在形式，最后又介绍了两种自我”；“我在本书的一开始时，介绍了两个虚构的人物，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这两个物种，最后得到两个自我”。前一句是简体版的翻译，后一句是繁体版翻译，作为读者，会更认同前一句还是后一句？前一句似乎是机器翻译，即便我看了全书的繁体版，也无法理解简体版的意思；后一句，作者明显用了心，前半句与后半句是能衔接上的，虽然这个句子看起来也不太好懂。即便是普通话，如何用恰当的词语，表达合适的意思，显然简体版的作者并没有花足够的心思。此前还看了几本台版书，虽然每一本的风格都不太一致，但是能感受得到别人在文字上的用心良苦，上面翻译的例子看完后相信你也是有同感的。文学家通常能对文字运用自如，刘慈欣除外，但是相对专业的书籍的作者和译者，国内出品的书与港台作者的作品的确是有差距。最近看上一本纪念黄霑的港版书，决定将它买下，向霑叔献上我的敬意！法政路2016.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