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对费曼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终于禁不住诱惑，买下了《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的简体中文版。等我满怀期待的打开的时候，我就傻眼了，与此前我看的两本费曼的书，重合度达到了70%，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我是看过的，而且看完吴程远先生的译文，再看简体中文版的内容，简直是不能接受。
翻译太重要了
一个是翻译的人，一个翻译的文笔。上一次那本《魔鬼数学》，让我看得很是痛苦，果断下手买了台湾版的《数学教你不犯错》，当时下决策的时候也是因为国家收紧了进口书记的入境政策，使得国境以外出版的书籍越来越难买到。
翻译的人
- 比如吴程远先生，既是美国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物理学硕士，又做过科学类杂志主编，是天下文化的研发主编，翻译了《别闹了，费曼先生》、《这个不科学的年代》等等。
- 又如李国伟先生，1948年生人，台大的数学系毕业，美国杜卡大学数学博士，获得台湾多个翻译届的奖。
- 再如甘锡安先生，曾任Discovery频道的特约编辑，定期为《科学人》翻译。
我很清楚的记得，曾经聆听过广州市外事局局长讲座后回答观众提问，说道广州好像没有文学作品翻译类的优势，是否需要加强的问题，局座答道，北京上海有这个氛围与历史，我们做好我们这边的工作好了。其实我并不认同，翻译何尝不是一种创作，切肤之痛的感受是，看译作不看译者，实在是一个风险极大的事情。
我以前不太喜欢吃羊肉串，直到去了大连海边，吃到了自己烤的又嫩又香的羊肉串的时候，我恍然大悟，我们此前不喜欢的事情，其实是不是本身它就不地道。小波先生，多次谈到他敬重的翻译大家王道乾，不看过好的中文，是不知道好的味道在哪里，不管不看过多少书。一旦知道了什么是好的味道，你就再也不愿意接受味道不好的东西了。
因此，我从不喜欢吃羊肉串到很挑剔的吃羊肉串，从什么书都看到对书的文字与编辑都有讲究的才看，从虽然什么程序都能接受到严格要求界面设计与代码质量。终究你是怎么样的人就会做什么样的事，你做什么样的事也就意味着你是什么样的人。
翻译的文笔
我相信，做翻译的人或者看译著的人，不会没有人不知道“雅信达”的要求。
- 雅，文雅，用词优雅
- 信，忠于全文，意思到位
- 达，语句读起来，通顺
《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这是一本我慢慢品味的书籍，这本书中文版出版的时候，最开始主持翻译的老先生已离逝，作者要求中文版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达到同样的意境与表达，甚至为了能更贴切的表达一些想法，还把书中的例子换成中国人身边能看到的，前后校稿花费十余年。
以前的我，看到译著觉得不好，个人对此书就很排斥。现如今才醒悟，怕是翻译得不好，尤其是科技类的书籍。暂且不要提美感，只求言语通顺，能够让人理解就成，即便如此，还是很大一部分的科技类的书籍与教科书是没法阅读的。
有时候，我也尝试翻译一些技术文档，虽然速度不算快，但是终究是比较生动，让人能看懂的语言。这和文笔有关，自己写读书笔记也有一段时间，而关于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待事物，然后表达什么样的一种情感，出来的效果是自己喜欢的吗？如果连自己都不喜欢，怎么能让其他人喜欢？我擅长的其实是描述感觉与情感的文字，包括一些对话与场景的小描写，通过语言与环境氛围让读者感受到我的情绪与想说的。
对于讲道理，用第一，第二，第三来成文的手法，我是不喜欢的，但是有时候为了最快最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的时候，我会选择，毕竟那个时候我有很强烈的情绪和逻辑在里头。然而，大部分时候，我只是选择和读者面对面来聊个天，这或许也是我喜欢在星巴克写作的缘故。
每个人从字里行间里能够看出他对生活的热爱程度，翻译也是。一个愿意在生活投入的人，才会不吝啬自己的文笔，才愿意让一个外文书重现它本来的精彩。若然不是王道乾先生的翻译，我相信我是看不下杜拉斯的《情人》，更不要说它的同名电影了。
港台书购买难度也大了
如果要说，港台翻译的书一定要比大陆的好，我是不同意的，譬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就翻译得很漂亮。源于港台书贵，发行版不大，如果质量差强人意，不仅砸了作者招牌，更是砸了出版社的招牌，于是，某些港台出版社的书我一连买了基本都不带后悔的，比如天下文化出版社的书。
算起来我也是一个喜欢听古典音乐的人，我不懂欣赏，只是觉得旋律愉悦。音乐厅的演出我并不经常去，只是偶尔街头有个小演出，我会去凑个热闹，看起来是熟悉的旋律，但是完全就没有这样的愉悦，现如今我很少去凑热闹，只是下血本买个降噪耳机，试图让余音绕梁。
很多人愿意把钱放在吃上，却未必愿意放在书籍音像制品上。没有各位善长仁翁的施舍，怎么能让文化产物的质量提高？虽然说三教九流，总有一种贬义的感觉，当前三教与九流并齐，本质上哪个不是靠资本的推动，所以我说善长仁翁的施舍一点都没有贬义的意思。现在善长仁翁们愿意施舍到小鲜肉与童颜巨乳的妹子上，那些靠阅读再想象，靠聆听寻找愉悦的方式，哪有视觉效果来得好？
我们不愿花钱，进口变得困难（主要是政策的问题），似乎这个难题难以解决。
科学服务于社会，是一种文化
关于对科学的执着与追求，在天下文化出版的那两本书里头，我已经感受颇多，今又重提这个话题，其实我还是有些新的触动。
信必行，而不要“得把嘴讲”
我最近有句口头禅，就是粤语的“得把嘴讲”，意思就是只动嘴皮子，其余啥也不干。不过，我今天不想广泛的去说，只想借用费曼的观点来讲述一下科学的坚持。
比如当前有一种观点，就是“中医都是不可靠的”，两方是势同水火，都有重量级的人物参与。无论是谁，要坚持自己的观点，都得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如果你坚信中医是有效的，那就有责任的去做调查研究，努力提高它的疗效，让解释治疗的人都能满意而归，而不是沦为骗人的伎俩，即便事实中发现有矛盾的地方，也要坚持公布出来。完全不应该为了攻击对方，蓄意的整理样本，企图用所谓的统计学方法来下一个武断的结论。
科学方法就是存疑，不盲目相信，可以重复检验的才是对的，而且在整个论证过程中具有自洽性的才是可以接受的。只要是经得起考验的，不管我在什么时候质疑，他都是可以解释的，不然就是没论证到位吧。
绝知此事要躬行
费曼提到说，很多物理的研究者，往往不会去重现别人的论文与成果，直接就相信了。或者直接就作为论据，即便重现时候出现误差也置之不理。这种方法完全不可取，不但有违背科学精神，还出现很多草包专家（吴程远先生的翻译版本，本书译作货拜族，源于太平洋小岛的土族看到了飞机起降，然后把地面人员的动作学得惟妙惟肖，但是这不是可能召唤飞机的），我更喜欢草包专家这个说法。
我忽然联想到了自己第一批论文，为什么教研室的人都看了一遍，唯有我发现了它有漏洞而作新论文？或许只有我按照论文的方法编程序了，其他人只是数学推演。在这一刻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计算机科学与计算机应用了，我的确是在编码的时候发现它的数学漏洞的。当年答辩组组长杨元生教授，很严肃的说，很多人说自己的算法好，到底是不是因为没有用全力优化实现人家的算法，而后大力优化自己的算法，然后说自己的好？
结语
事情总是不能说死的，毕竟还有很多大陆的兄弟姐妹，在努力的提升翻译的水平。比如程何，清华的工科妹子，放弃直博机会，依然投身于职业的音乐剧翻译，那一期的朗读者，我被她深深的感动。我们的生命中不能没有诗意，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这个年代的诗意与文采，即便是翻译，也要生动活泼。
坚持科学精神不是简单的事情，虽然百年前胡适先生与陈寅恪先生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与“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但实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