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说到金融与经济方面的话题，我一般是不发表意见的，因为我不懂，所以根本无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只能问为什么，这个时候用“十万个为什么”来形容我，并不为过。

随着多看了几本经济类常识的书，我的疑问算是少了一些，用“九万九个为什么”来描绘我当下的状态，是很贴切的。对于一个经济专业外行人，我真搞不明白金融与经济的区别，不过看完这本书，总算是有点概念，后者是理论基础，前者是基于后者理论的现实运作。本书英文名为《Money Changes Everything》，作者是耶鲁大学的教授Goetzmann，并得到去年的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推荐。

耶鲁大学作为常青藤联盟的大学之一，是一所遵循博雅教育的高等学府，要从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不需要写毕业论文，但是要修够足够的学分，当然要挣够能毕业的学分，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有足够宽广的视野，对一个人未来发展提供了不可测度的潜力。当然，现如今工科譬如计算机、生物技术，理科如金融学都是热门的专业，毕业后的工资也高。然而，看毕业十年后的成就，似乎哈佛、耶鲁以及普林斯顿的校友会有一定的优势。而我这种八杆子也与这些名牌大学搭不上的人，也只是凑个热闹，不过这本《千年金融史》从耶鲁诞生，一点也不让我意外。毕竟对于知识与教育，并不能过于急功近利。

金融史就是文明史–《千年金融史》

翻开书的时候，我有疑问，金融史真的是文明史吗？在我的脑海里，文明史和科技史基本上是划等号的。可是没有金融的支撑，其实科技是没法发展的，然而，我们并不需要去厘清是金融支撑了科技发展，还是科技发展支撑了金融，毕竟曾经雄霸一时的中国，国力强盛，金融方面发展也不算落后，可是在科技方面竟开始落后与西方，所以两者之间有相关性，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里耍了一点小聪明，想说明的是统计学上的相关，并不意味着有因果关系。

书中的时间跨度基本上涵盖了已知的人类文明史，从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21世纪的当下。长达5000年的金融创新历史显示，金融和文明将永远不可分割。期间，多样的金融方案给人类带来了一些最重要的文明成就：书写、概率论、储蓄和投资机制，以及和谐的全球关系。与此同时，金融技术也造成了一些严重问题：奴隶制、赔款支付、帝国主义和金融危机，它们都与债务机制紧密关联。书中的一些观点让我大开眼界，比如：

货币与法律，希腊与罗马文明的遗产
圣殿骑士，银行业的鼻祖
儒家思想，“委托—代理问题”的最优解
赤字财政与债券，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分水岭
布朗运动，金融变成了数学家的游戏
法国的自由市场模因，金融也遵循进化论
名画“马拉之死”，你看懂了吗？
旧上海，名副其实的金融城
世（界银）行与IMF，凯恩斯主义的世界遗产

公元前3000年，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拥有一套高度适应当时经济数量的记录体系，为了记录借贷契约、账期以及复利的计算方法，他们发明了文字，并烧制了著名的楔形文字陶板。随着外族的入侵，古巴比伦消失了，然而他们的金融工具却被留了下来。

货币与法律，希腊文明的遗产

希腊罗马古文明孕育出了以货币与市场为基础的、十分成熟的金融经济。希腊人设立了银行、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庭。罗马人则以此为基础，新创了公司企业、有限责任投资以及某种形式上的中央银行。

雅典和罗马当地的农业不足以支撑城市的迅猛发展，必须代之以海外贸易，为了把谷物向中心引流。雅典和罗马鼓励海外农民种植粮食以供出口，鼓励水手和船长就算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将粮食运载回城，鼓励对船只和商品贸易的投资，创造出一个足以与国际贸易的不稳定性相抗衡的支付系统。解决方案包括发挥市场自发的力量、应对海洋不确定性因素的金融科技，以及一种建立在全世界都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上的货币经济。现如今对古希腊金融系统的了解大多来自仅存的一些法庭陈述史料。法庭本身在金融系统中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雅典的法庭系统通过审判和陪审团等机制解决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纠纷。

股份公司，脱胎于罗马文明的制度

罗马帝国是一个前后维持了1400多年的国家，分西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和东罗马帝国（公元330年–1453年）。虽然自己对罗马帝国并不算太陌生，然而这个国家统治了1400多年，似乎比我们中国任何一个朝代的年头都要长，要是没有体制与机制的创新，这一定是不可维续的。纵观罗马的历史进程——从君主政体到共和政体，再到帝国——罗马总是被一小部分能够长盛不衰的寡头所统治，在最极端的时期，大概10000人统治了一个拥有6000万人口的帝国。

元老院，罗马的统治者

罗马的统治主体——元老院的进入门槛包括如下条件：25万便士（古罗马货币）的财富。没有达到财富标准的元老院议员将被剥夺职位。在有资格被任命为元老院议员的两个社会阶级中，最排外和最有特权的是贵族阶级，他们是罗马最早的统治家族的世袭后裔。接下来就是“马背上的阶级”——罗马骑士，其高贵的地位源于罗马军队中的骑兵大部分出自此，划定骑士阶级的财富标准是10万便士。

不能因权力获利的元老院议员

正是由于财富和阶级之间的这种联系，金融合作、竞争和欺诈成为政治策略中的重要表现，这导致了对政治家从事企业活动的法律限制。法律阻止元老院议员利用他们的政治优势来获取经济利益。几乎所有的元老院议员都是放债者。商业贸易被法律所限，放债是元老院议员维持他们财富的主要手段。

骑士阶级变成了商人

罗马骑士及其家人，与元老院议员不同，他们可以参与到商业活动之中。他们管理着主要商业活动的进行，并且操纵着重要的政府职位。骑士阶级最终发展成了与现代公司相似的一种金融组织形式。公司结构给了骑士阶级进行股权投资的能力，但它同时也保留了罗马的寡头结构特征——投资于这些公司的骑士有效地与合伙投资人分享了业务风险和回报。

股份制公司与国家采购

罗马后来在地中海地区迅速扩张，扩张为共和国带来了一些挑战。共和国不得不供养大量的军队，建造并维护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并对遥远的新征服城市课税。罗马并没有组建政府官僚体制来完成这些事项，而是以政府合同的形式将其承包给被称为包税人公司的私人财团。包税人公司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商业合伙关系，具有许多现代企业的特点，它们由富裕的骑士阶层组建并管理，股东被称作包税人。这就是股份制公司的雏形。

因此，进行委托金融业务的能力——这是个看上去似乎没有参与商业逐利的好办法——以及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开的能力是非常必要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罗马金融体系发展出的制度恰好赋予了元老院议员们这样的机会。

古罗马广场，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

古罗马广场中央耸立着由一根檐板连接的三根科林斯立柱，那里是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神庙的遗址——坐落于帕拉蒂尼山山脚，临近神圣的朱图尔纳泉，演讲台和通向神庙的台阶的遗址至今清晰可见。这显然是民众交易包税人公司股份、竞拍政府合同的场所。

神庙的重建过程显示其具有三角形的装饰带，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正门极为类似。每年都有数百万的游客前往古罗马广场，漫步于神圣之路，惊讶于凯旋门的壮观，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其实也在参观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

几乎所有的基本金融工具包括金融合同、抵押贷款、股票和债券工具、商业法庭、商人法律、私有企业、银行和银行系统，都是由西亚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早期社会发展而来。

圣殿骑士，银行业的鼻祖

圣殿骑士团是金融史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研究课题。它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产生的宗教团体。1099年，十字军第一次占领耶路撒冷，也将这座城市重新开放给了蜂拥而来参访宗教活动场所的欧洲朝圣者。20年后，圣殿骑士团被建立以保护这些来自圣地的旅行者。在整个黎凡特地区，圣殿骑士们维护着许多的堡垒，以此来保护朝圣路线。

钱财放心交给无欲的骑士团打理

当一个僧侣加入骑士团，他要对（自己的）清贫和贞洁发誓，起誓他是债务自由的，并许诺将永不离开圣殿骑士修道院超过一个晚上，同时做好准备为了保卫基督教的朝圣者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后来，这个任务逐渐演变成为确保钱财由欧洲到东方的安全转移。随身携带足够支持数月昂贵旅行费用的钱财的外国人一定很容易被选作目标。圣殿骑士创建了一个系统，朝圣者可以在欧洲存钱，然后在圣地取出。出于对远距离汇款这个基本的经济功能的需求，一种全新的金融机构诞生了。

以上帝的名义完成跨国汇款与结算

排在长途汇款业务之后，由圣殿骑士提供的最卓越的金融服务是一系列我们今天理解为银行业务的中介活动。伦敦和巴黎的圣殿武士修道院都承担了为国王和贵族存放贵重物品的皇家国库的职能。英国国王曾以贵重物品作为抵押从圣殿骑士团借钱。圣殿骑士还充当着欧洲王室之间的支付中介机构。

到14世纪，圣殿骑士团成为一个大型的超政府机构，掌控着大部分欧洲经济以及其中几个主要王国的金融业。尽管骑士团成员宣誓甘于清贫、献身宗教，他们最终却成为非常重要的金融中介。这个金融组织的覆盖范围从耶路撒冷直至不列颠群岛，在1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管理着欧洲国王和贵族们的财富和金融活动。圣殿骑士也在为王室提供金融服务中获取了其他权利，这些权利就相当于利息，包括税收减免、特许经营权或出售盐、酒等商品的关税减让。

圣殿骑士团就是银行

圣殿骑士是真正的银行家吗？银行又是如何运作的？首先，他们的使命不是运作银行，而是保护朝圣者和收复圣地。他们的金融活动应该从这个角度审视。想必他们收购的资产、开发的工具和寻求的皇室特权都是达到最终目的的一种手段。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偏离这个使命，但从个人角度来讲，圣殿骑士并没有从他们的金融活动中获利。当圣殿骑士加入这个组织时，他就宣布放弃了所有个人财产。

银行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的机构。银行也做其他事情。根据其开展经营业务所在的法律环境，一些银行做实体投资，为证券发行做担保，并参与公司的管理。按照这些标准，圣殿骑士团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家银行。天主教会是这家银行的最终“所有人”，因为教皇有权将圣殿骑士的财产转移给其他圣职，也可以要求最终清算。圣殿骑士团成立之初是由教皇特许的，这使他们作为一个统一机构来经营的权利变得合法化。

以国家的名义洗劫银行

作为金融机构和修道士教团的圣殿骑士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讽刺的是，他们的没落是由于一个法国国王，而不是伊斯兰教。圣殿骑士团在欧洲的覆灭始于1307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Philip IV）对巴黎圣殿的突袭。这似乎就是《刺客信条：大革命》中开头的一幕，要不是玩刺客信条的游戏，我完全不知道有圣殿骑士团这么一个团体，而那个被扑倒的圣殿骑士团似乎就是游戏中刺客角色的来由，他们要活下来，报复与光复，而游戏中的“圣殿骑士”似乎就是新的银行家团体了。

金融创新应运而生，解决了时间和地域上的经济问题，但这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新问题。圣殿骑士团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被长久使用的制度，使得关于未来支付的契约变得稳定可靠。圣殿骑士团选择了宣誓坚守清贫的有道德的员工，这减少了欺诈的可能性；它广泛的地域网络使得货币可以穿越时空进行传送。然而，这些让圣殿骑士团成为理想金融机构的特征，也导致了它的失败。

前有圣殿骑士团，后有欧共体央行

圣殿骑士团的故事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替代性公共金融机构的典型，这一金融机构出现并一度发挥作用。它不像现代的中央银行，不对单一的民族国家负责，但也正是这个特点导致了其垮台。同样，这个原因使得欧洲的中央银行变得很有趣。这或许也是欧元这个货币能诞生的历史根源吧。

儒家思想，“委托—代理问题”的最优解

不同文明背景下的金融发展并不必然遵循同样的发展路径，不是所有地区都会和罗马帝国一样，产生相同类型的机构、出现同样的契约形式。中国的经验表明，时间和价值的基本问题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解决。

欧洲金融诞生于政治的无力和大陆分裂为许多城邦，而相比之下，中国的治理结构则是统一的。这个弱点导致欧洲王公频繁通过财产和租金分配进行筹资，他们曾一度抵押一切以用军事手段扩张他们的王国，从而产生其他的收入来源。但这种需求终究需要金融机构来满足。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一套成熟的社会官僚政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时间。中国需要统治的领土范围远超埃及，可以说，从各地收取税费到中央，或从中央发放资金到地方是一个主要的经济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如何管理、激励和控制这样一个偌大的官僚机构使得国家得以稳定发展，这就需要识别和处理人性的阴暗面：腐败。

任何系统与制度，只要数量级发生变化，原系统与制度中的好处会迅速被量级变化带来的冲击所湮没掉，这或许是中国一直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重要原因。

国家的规模并不是古中国面临的唯一问题，由于国家包含了多种多样的区域经济，不同地区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可能并不平衡。当金融创新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时候，这些金融工具经常被当时的政府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非保护百姓的利益。透过现代资本主义的视角，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朝代可以说是掠夺型政府的典型代表。

中国政府长期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管理庞大的官僚体制。战国时代过后，随着帝国的统一，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因为新君主将很多文化相通、持不同政见的不同政治团体成员聚集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一统前后的哲学争论都在某种程度上和官僚体制有关，在官僚体制下，一个人要在上级的领导下工作。

“委托—代理问题”

与大规模官僚体制一同出现的还有现代经济学家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人（雇主）指派任务给代理人（雇员）。问题是，委托人布置的任务有可能并没有按照他的预想完成，代理人可能消极怠工或失信。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激励问题，不过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委托人可以随时监督代理人，并根据工作的努力和诚信程度进行奖励或惩罚，那么官僚体制将会非常完美地运作。

不幸的是，对雇主来说，这样的持续监督成本非常高昂，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有些信任必须依托制度才能够实现。当人们依赖信任的时候，它便有被滥用的潜在风险。代理问题随着官僚机构组织规模的扩大而愈加严重。

儒家，性本善的最优解

特别是对于从分散独立状态进入天下一统的政权而言，让代理人为委托人的最大利益工作是巨大的挑战。代理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是让代理人完全献身于他或她的任务，并做出正确的行为。这其实是孔子提出的解决之道。周朝是一个政治统一、君臣清明的黄金时代，孔子时常怀念那段时期，并试图以“复礼”唤醒历史记忆。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可以从对假公济私的腐败官员的定期公诉惩处上体现出来。如果所有官员都能践行儒家伦理道德，就不需要这样的整风运动。一个理想的儒家官员是正义、慷慨和宽容的。理想的国家，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主开明、官员克己、天下为公的国家。儒家强调性善论，呼唤人性中高贵的部分，相信每个人都有义的潜质，“人皆可以为尧舜”，士人应为达到这样的境界而终身努力。

法家，性本恶的次优解

与孔子倡导的性善论相对的是性恶论，这种理论认为人性本恶。解决这问题的方法不是追求高尚道德，而是反复强调违法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同时守法之人将获得奖励。法家最著名的学者韩非子是韩国贵族，他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但后来另立山头。他主张建立统一的法律，对违法者进行统一的处罚，在法律的框架内，个体可以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这些观点后来被称为法家学说，韩非子的思想受到了秦国统治者以及后来的秦始皇的重视。秦始皇利用武力扫灭了敌对的6个国家，对嬴政而言，让六国子民自愿臣服或者说为广阔疆土上生活着的子民寻求一种与内在道德观念相一致的激励方法是毫无意义的。更微妙的是，无数的人类历史表明，血缘和家族忠诚是责任义务的基础，政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交战双方统帅家庭的通婚是和解的重要手段，家族私交也是军事援助的基础。

道家，被忽略的自由经济解

不同于《管子》，法家著作给人的感觉是对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漠不关心。他们似乎把重点放在了将法律作为维持政治控制的手段上。他们致力于解决政府应当如何管理的代理问题，而不是经济增长和治国之道。《管子》中描绘的行为榜样既不是模范的官员，也不是全能的统治者。管仲有点像奥德修斯，他在主政时期设计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通过正确的激励手段，“看不见的手”可以用来支持国家，因为百姓生活美满会使统治者受益。

现代经济学理论对代理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激励与监督。激励方案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上：当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一致时，代理人会尽力使得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在《管子》一书中，这样的例子是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从而控制经济：铸造更多的货币以激励各国商贩将粮食卖往齐国。这种激励制度没有考虑卖粮者是否里通外国或自私自利——《管子》对市场伦理不做评价，而是利用市场力量使得个人动机与统治者的目标保持一致，最终实现国家的利益。

“李约瑟难题”的林毅夫回答

“李约瑟难题”说的是

为什么中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技术上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却在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革命的前夜停滞不前？

一个主流的解释是，“偶然说”。林毅夫不同意这个工业革命只是偶然在西方发生的观点。林毅夫指出：古代中国的发展没有遵从像基因变异那样的概率。一个杰出天才的诞生是与人口规模有关的，而在宋朝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天才们需要培养，并且需要接触到有意思的问题。可古代中国的教育体系尤其注重平等。有人会质疑，如果要花6年的时间来记忆中国典籍，爱迪生还能不能对电力产生兴趣。林毅夫认为是具有科学精神的科学方法的发展促使了这一现象的产生。林毅夫用西方的科学实验法来解释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实验方法能够系统地加速、组织和促进发现的过程。

另一个解释是中华文明的长时间繁荣。宋朝时的中国堕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中国农业在第一个千年太过繁荣，以致没有对进一步革新的需求。相反，欧洲的起步水平较低，因此有更加强烈的快速发展科技的需要。

中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主要是金融没跟上

作者认为那些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都不对，觉得主要是金融没跟上。技术需要天才，但也需要资本。铁路系统需要资金来修建铁轨和车辆。但是如果成功的话，这些投资可以获得收益。当同辈获得安稳的工作时，企业家们需要动力来不断试验——专利和法律保护使他们可以实现创新资本化。如果企业家需要面对他或她的创新随时可能被国家强征的情况，那么投资给需要资金的人就毫无意义。资本市场和知识产权保护是维持企业家积极性和继续进行资本投资的辅助因素。

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中西方在金融发展上的差距早于技术进步上的差距而出现。欧洲的资本市场并不是和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生产过程机械化一同突然出现的。在工业革命发生之时，商业银行和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已经存在了至少200年。当19世纪时的铁路公司想要募集资金来铺设铁轨、制造车厢时，它们能够联系到一大批愿意为未来的稳定现金流支付大笔金钱的投资者——那时已经存在投资机会的需求和能够开发满足需求的产品的系统技术。相反，中国很少用有组织的方式来将个人投资者的资本和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联结起来。简而言之，尽管拥有大型的组织严密的实体经济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还远远不够。

1990年的科技泡沫为什么发生在美国而不是欧洲或日本？这三个市场都具备金融体系和活跃的技术研究项目。但很明显，真正的热潮发源于美国，在那里，人们讨论互联网的变革潜力、新的商业模式、新的通信手段、旧技术的死亡以及由点击和流量而非销售和利润带来公司价值的“新时代”金融的融合。

赤字财政与债券，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分水岭

宋朝拥有非常先进的用于记录和转移所有权的造纸技术，非常抽象的价值概念也已经产生。中国人理解而且利用了一张纸可以有效地作为价值符号并且拥有不记名证券功能的概念。这与公司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理念上只有一步之遥。在公司资本主义背景下，企业（例如盐业专就可以拥有那些投入资本并获得所有制份额凭证的投资者。事实上，中国还拥有高度发达的信息管理系统。会计记录和证明文件是用来解决道德风险问题的基本工具。这些技术无疑会推动私人企业的成功管理——对企业管理人和代理人进行有效监督。

中国金融技术唯一缺失的点在时间维度上。羸弱的欧洲政府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一直诉诸赤字财政和发行债券，但中国却没有。

布朗运动，金融变成了数学家的游戏

19世纪和20世纪初，尤其在法国，概率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且逐渐被视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研究的深入和教育观念的转变导致了一些用来描述物理世界的最重要的科学模型的发现，也让人们初步认识到了对抗市场的难度。

关于数学在金融上的推动，不得不提到几个著名的人：

首先是巴黎股票经纪人、金融经济学家朱利·荷纽（Jules Regnault，1834—1894），他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
第二位是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会计师亨利·勒菲弗（Henri Lefèvre，1827—1885），他设计了一种分析股票和债券组合的方法；
第三位是法国数学家路易斯·巴舍利耶（Louis Bachelier，1870—1946），对巴黎交易所期权交易定价的痴迷使他发现了布朗运动模型——一个描述某一系统如何随着时间演化的抽象模型。

随机游走

1863年，荷纽完成了令人震惊的新奇著作《概率的计算和交易所的哲学》（Calcul des Chances et Philosophie de la Bourse）。他认为不可能依靠市场投机获利。对于一个靠促成股票和债券交易生活的经纪人来说，这真是一个惊人的观点！荷纽把他的见解归功于雅各布·伯努利的大数定律——求解随机事件的一个近似无穷序列的平均值，这一结果将无限接近真实趋势。

因此，荷纽认为很难获得收益。当你去交易的时候，市场价格已经反映了在你之前的所有投机者的智慧与知识。除非你确信你有别人都不知道的信息，否则你在交易中获益或亏损的概率都是50%。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投机的力量会迅速推动价格变化使这一结论成立。

荷纽同时也指出，尽管证券的未来价格是不确定的，但是其交易成本是确定的。经纪人会收取佣金，投资者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每次交易都必须缴纳佣金。所以长此以往，一定会让你破产。

组合投机

勒菲弗和荷纽一样对市场背后隐藏的哲学很感兴趣。他认为这对社会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是效率的引擎。他的贡献是创造了用图表描述期权收益的简单方法。例如，如果你同时拥有一个看跌期权和一个看涨期权，那么无论股价上升或下降你都能获利。当然，市场的公平游戏规则意味着你购买这两个期权付出的代价，等于其预期收益。

随后他展示了如何仅仅通过几何方式，就能把复杂得令人绝望的股票（债券或商品）期权投资组合中各个期权的收益加总起来。通过这种方式，他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理性的图形，它能分解一些人类设计出的最复杂的证券衍生品。毫无疑问，他的发现给其雇主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布朗运动

1900年，巴舍利耶发表了他作为索邦大学数学博士论文的著作《投机理论》（Théorie de la Spéculation）。要解决期权的定价问题，巴舍利耶必须精准定义股价如何随着时间随机变动，我们现在把这称为布朗运动。有趣的是，在1905年，爱因斯坦也独立地建立了布朗运动的统计理论。巴舍利耶对于期权定价问题的解答，是一个远超当时市场参与者知识范围的方程。这带来了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如果期权的价格符合一个复杂的非线性多元函数，并且这个函数直到1900年才被发现，那么投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之前是如何让市场保持效率的呢？

1970年，麻省理工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斯科尔斯和默顿在学校里遇见了经济学家费希尔·布莱克。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研究期权定价问题的时候，不得不重新追溯公平价格和随机游走的数学逻辑。和巴舍利耶一样，他们依靠价格波动模型，即布朗运动。而与巴舍利耶不同的是，他们选择的模型不允许价格为负，而这一点正是巴舍利耶工作的局限性。

这个模型现在被称为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尽管这个模型在数学上很复杂，但其内核包含的并非数学见解，而是新颖的经济学见解。他们发现调节期权价格的“看不见的手”是风险中性的。假设处于理想的、无交易摩擦的市场，市场中股票的表现遵从布朗运动，则期权的收益可以无风险地复制。

火箭科学家

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和其他建立了基于概率统计的衍生品定价模型的金融经济学家，给华尔街带来了一场革命。除此之外，他们还为许多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开辟了新的职业道路。这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突然发现他们对热力学公式的熟悉可以让他们获得投资银行的高薪工作机会。就像18世纪时出现的概率论那样，在市场崩溃时，这些把数学运算应用于投机的“量化”一代饱受批判。

我在阅读Python金融大数据的材料的时候，能够遇到很多关于随机过程尤其是基于布朗运动的方程式，这些式子用计算机来模拟计算是最好不过的，毕竟分解成具体的计算行为，每一步都很容易(比起深度学习来说)。可是要理解后面的理论，每次都让我抓狂，最后带着问题合上书籍，现而今，我们能慢慢的理解其中的含义。其实分形祖师爷曼特布劳特，也是一名数学家与金融学家，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能看懂祖师爷的理论。

法国的自由市场模因，文明也遵循进化论

公司，是欧洲对金融的贡献之一，它的起源是经济学领域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公司在现代世界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公司的起源仍然处于争论之中。出现时间最早的股份公司之一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时期，而它仅是众多早期公司的实例之一。公司形式是许多不同的条件和制度环境因素交织的产物，正如银行是从看似与之毫无联系的古希腊短期借贷经纪人以及中世纪的宗教社会中起源和发展而来。

法国，一个被自由冠名的国度。这个自由让路易十四丢了脑袋，让拿破仑被毒死在荒岛，极度自由的风气，得以让美国国父能安心完成《独立宣言》的撰写，让各种形式的艺术与文化自由疯长。虽然在马克龙执政的当下，“黄背心”让巴黎陷入了混乱，身边那些从法国回来的朋友也表示了海外移民及难民让法国未来变得更不确定。硬币是两面的，自由的好处让人回味无穷，可自由带来的苦难也是深重的。回到本书的内容，那就是图卢兹磨坊与自由契约的故事。

图卢兹在11—12世纪是图卢兹伯爵统治的一块独立的、可继承的封地，涵盖法国南部的半壁疆土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伯爵与市议会签署了一份社会契约，承诺市民拥有自治权利，相应地，市民向伯爵提供军事上的支持。通过这样的方式，伯爵逐渐让渡了地方的政治控制权。图卢兹的法律允许公民在各类金融债务契约上拥有广泛的自由，这个法律是一个接受了银行、贷款和收取利息的系统，一个保障债权人的权利和要求的系统，甚至在欧洲其他地区蔓延着对高利贷的攻击之时也是如此。

荣耀巴扎克勒，全世界还活着的最古老的股份公司

图卢兹社会科学学院的校园就坐落在古城墙边，面对着风景如画的运河。这所学校对公司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研究成果享誉欧洲。在学校的背面，加龙河上一个名叫巴扎克勒的浅滩上坐落着一座古老而庄严的砖石建筑，现在是图卢兹的发电厂。700多年前，这个磨坊是欧洲最古老的公司——荣耀巴扎克勒（Honor del Bazacle）的总部所在地。

1138年，4个合伙人取得了在巴扎克勒建造三座磨坊的权利，合伙人之一是附近一个叫作多拉德（Daurade）的大教堂的长老。这是一个商业企业：由投资者合伙出资，取得了不动产使用权，建造磨坊并运营它们获利，然后根据投资人各自的股份进行利益分配。合伙人们通过从图卢兹伯爵那里购买封地这种古老的方式获得了开发的权利。

1372年，12家在巴扎克勒浅滩经营的磨坊公司合并成了一个大企业——荣耀巴扎克勒。小磨坊公司的股东将他们的股份置换成大公司的股份，并且起草了一份详尽的文件来决定未来公司如何经营。荣耀巴扎克勒拥有能够自由转让的有限责任股份。公司有董事会、职业经理人、雇员、定期披露的账目以及基于盈利的股息，甚至还有公司的荣誉感和使命感。法庭将它当作一个与股东和管理者相互独立的法人实体，公司可以拥有资产并以它的名义签订合同。

荣耀巴扎克勒公司发行的股份有三个精妙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融资工具，它募集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建设一个大规模的企业。
其次，作为一种投资工具，它培育出了一个新的阶层，这个阶层的人们可以依靠投资得来的股息生活，而不是挥汗如雨地工作或是依靠王室的特权，这个阶层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
另外，公司从成立之初就被构想为一个持续存在的企业，与那些合伙人支持的贸易探险有很大不同，它的组织形式非常适合成为一个永续存在的机构。

有限责任

有一件事情公司章程可能没有预见到，那就是大的灾难。比如，公司在1427年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挫折，磨坊遭遇了火灾；1709年，磨坊的堤坝被洪水冲毁。在这些事件中，股东们都被号召起来出资重建。但有些情况下，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资金，这时股份制企业的两个特点就显得十分有用了。股东们不能被强迫支付无限的金额，反而，他们拥有将股票交还公司然后退出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有限责任，这也是现代企业的一个突出特点。这就好像在投资者面对的下跌风险面前铺上了缓冲地板。正因如此，人们才愿意让资本承担不确定的风险。

融资与增发新股

1709年的大灾难中有一个有趣的案例。磨坊在洪水过后受损严重，不能继续运作，需要高昂的重建费用。有一些股东交出了他们的股份而不是再次出资。一个有事业心的工程师向公司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承诺将重建磨坊，不过他想要得到公司的股份作为回报。随后，他与日内瓦的投资者们进行洽谈，他们愿意预付现金并且同样要求股份作为回报。这笔交易是一个意外的成功，新的股份被发行用来为重建而融资。经过重建的磨坊还是和以前一样高产。

这个交易方案的倡导者不仅是水文工程师，同时也是一位金融工程师，他构建的交易方案使得这个古老的公司重获生机。

假如宋朝官员跑去图卢兹考察

试想一个中国宋朝的官员来到图卢兹，看到这里的景象会觉得多么奇怪。这里有一个特殊而又自然的特点——河流上的浅滩为谷物磨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政府为什么不从这种便利当中收取租金？为什么公民个人可以赚取利润？为什么政府不声称所有的这些选址都归伯爵和国王所有，然后针对研磨和磨好的谷物收取费用？这样不是会让政府更高效地对需求做出回应吗？政府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对抗的基本问题，即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对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

资本主义是历史记载上反复出现的经济问题解决方法。它并不是线性发展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经济生态系统中自然而然出现的产物。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它突然出现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成为皇家赞助系统的牺牲品。资本主义反复出现然后又消失，艰难地生存着而不是在短时间内就在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个过程表明资本主义可能是一个脆弱的存在，它的繁荣严重依赖于合适的环境和政治条件。

名画“马拉之死”，你看懂了吗？

在法国，关于土地银行，即通过抵押资产发行纸币的理论，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拼命消灭贵绅阶层并将他们的财产国有化来实现指券价值的平衡，但这远远不够。尽管经历了财政体制改革，法国在纸币上的第二次尝试并不比第一次成功。

《马拉之死》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是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中必背的考点，同名的画作在历史课本上出现，而且识别度很高，让人一眼就能记住。可这幅画之所以出名，不仅仅在他的艺术成就，更在于他的政治意义。

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的绘画作品《马拉之死》是雅各宾专政期的一个缩影。画中展现了一位在洗澡时被暗杀而倒下的革命家，但实际上这幅画不仅展示了一位领导人的死亡，还体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融资问题。濒死的马拉手中所拿的是一封来自刺客的请愿书，这名刺客名为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来自受到雅各宾派迫害的贵族家庭。紧挨着请愿书下面的是马拉写给一个在革命中变得一贫如洗的寡妇的信，和这些一起出现在画面中的还有一张指券——马拉的个人财物。

这幅画讲述了一个金融变体论的故事：从贵族那里收缴的货物被传递到工人阶级手中。对于1793年的观众而言，这幅画对指券的讽刺是显而易见的。该文件允许寡妇声明其对科黛和她所处阶级的查封财产的所有权。一名革命英雄在战斗中死亡，但战场并非其他，而是抽象的金融领域。画中描绘的垂死的革命领袖手中紧抓着的是文书而非刀剑，画家大卫借此将证券化和高尚的事物等同起来。

资产抵押票据的发行在法国引起了投机狂潮，投资者购买票据并设法以超低的折扣获得资产。革命确实重新分配了资产，却是将资产从教会和士绅手中分配到聪明的投机者手中，这些人知道如何在证券化的货币制度系统失控时获得好处。

旧上海，名副其实的金融城

20世纪初，上海成为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巨大的银行和股票市场资助了民营企业和中国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者一样，中国的投资者也陷入投机的错误。随着橡胶贸易等新商业的良好预期，金融市场蓬勃发展起来，不过却随着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危机而衰退。中国市场是在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基础上扩大的。中国企业家在世界多元竞争、战争和民族危机的复杂环境下，以自己的方式开辟了道路，引领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经济。

洋务运动的重要领袖人物是主政中国东南部的两江总督李鸿章。该运动主要是学习国外的知识和技术专长，以及采用西式融资方式来筹集中国发展所需的资本。李鸿章资助众多中国学生前往海外学习，他的远见对后来的中国影响甚大。其中一位留学生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曾在宝顺洋行任职。

容闳的设想首先从一个关键的交通工具入手：轮船。他的想法于1872年变为现实，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此前，中国的商业贸易严重依赖外国的船运公司，如大英轮船公司。尽管中国买办也对这些公司进行了资本投入，但他们认识到外国人拥有公司所有权是国家的关键薄弱点。李鸿章呼吁其他著名商人出资，其中最主要的是徐润。徐润借鉴汇丰银行作为大公司的融资工具的经验，提出假设：如果上海的主要商家既持有轮船招商局的股份，又使用轮船招商局的服务，那么他们的交通费将通过红利的方式有效偿还。

该公司的一个新特点是它的附带性条款，即股份只能由中国公民持有。该企业的目的是采用西方融资手段，让中国的基础设施实现现代化。在一段类似“大爆炸”的公司发展阶段，中国产生了一系列西式公司，领导中国企业的现代化建设，并从西方人手里夺回控制权。此外，这种模式也在不断完善中越来越好。轮船招商局创建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轮船招商局和其他国内股份制公司都采用官督商办的模式，明确为政府官员保留董事会席位。这种联合政府和商人的治理结构是从盐业专卖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商人提供资金，政府官员控制生产配额。这种结构反映了一种古老的理想模式——由开明的官员管理暴利行业，以确保公众利益。

两个个问题出现了。

首先，官督商办的制度需要一个开明的而不是利己的政府官员。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这种结构将产生剥削。例如，1895年负责监督轮船招商局私有化进程的官员最后得到了一大笔公司股票。
其次，政府总是设定高水平的分红。这些公司倾向于分配而不是保留利润，因此官股获益良多，这会使得公司的资源减少，损害其长期增长潜力。

辛亥革命后，中国在政治上极其不稳定，这一时期被称为“军阀混战时期”。尽管主权债务由海关税收持续支付，但是到1921年时，中国仍然拖欠了许多主权债务。到1939年，几乎所有的中国债务都处于拖欠状态。但上海是当时重要的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坐落在上海的银行成为商业融资的主要来源。

届时，上海交易所内国内股和外资股交易活跃，并且同时被报道于中、英文报纸上。在世界著名的上海外滩，雄伟的金融大厦构成一堵宏伟的楼墙。这些金融大厦大多面向江边，始建于20世纪初。尽管当时政治和经济局势动荡，但是中国的商业和金融基础设施却能蓬勃发展。

世（界银）行与IMF，凯恩斯主义的世界遗产

作为一名年轻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国际债务中霍布森选择效应问题的关注。“二战”之后很多年，他帮助建立了解决或至少试图减轻金融市场失灵现象的金融组织。

布雷顿森林与凯恩斯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共有29个同盟国参加谈判，首次建立起了一个国际金融架构。会议效仿凯恩斯在其1933年的文章《通往繁荣之路》（The Means to Prosperity）中提出的“世界经济会议”，会议的目标是建立共同的世界货币及其管理机构。在11年后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凯恩斯不仅代表英国利益，也代表了全世界的观点。他提出了在债务国和债权人之间嵌入一个国际制度框架的计划。

虽然最后的协议内容并不是由凯恩斯提供的那份计划，但二者的基本结构相同。该金融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二者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应对主权债务问题的新手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的是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帮助一些超额外币负债的国家，为其提供贷款并引导其重回收支平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与存在货币问题的国家进行集体谈判的新方式。各个国家先将资金汇集形成资金池，而后任何收支不平衡的国家都可以从中借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免除了旧式的主权债务抵押。不会再出现类似占领鲁尔区作为强制支付担保的情形，也不再需要将进口关税或运河收入作为对别国的直接债务予以抵扣。

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设定为未来贷款的条件，并要求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经济体进行结构调整。解决方案是由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自利的债券持有人和银行贷款人设计，内容包括货币贬值的紧缩性政策、增加出口和贸易自由化以及对自由市场与私有化政策的引入。

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条件的国家有时会抱怨它们所处的困境和“所开药方”的失败。例如，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的紧急救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施加的经济紧缩条件并没有挽救希腊经济，反而导致了更高的失业率与更加艰难的情况。然而，比较现代希腊债务违约与其1898年的债务重组，我们会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存在，至少使得国家的完整性和主权得以保留。

世界银行

布雷顿森林体系设立的第二个主要机构是一家旨在为经济增长融资的银行。正如我们看到的，全球金融市场基本上支持了全世界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后殖民时代，世界银行承担了以前殖民国家扮演的角色：将资本、知识、法律和教育机构以债务融资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输出。

世界需要一家世界银行吗？这一问题已成为近几年来讨论研究的主要话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世界银行在完成其在发展中国家的使命方面是相对低效的。纽约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认为，世界银行只是照例行事，将大量资金投入贫困国家，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在接受了相当数量贷款和援助的非洲，过去几十年里外国援助和人均增长之间实际为负相关关系。虽然世界银行是善意的，员工也拥有非常理想主义的情怀，但是作为一个自上而下的为改善世界而积极融资的机构，它并没有什么成功的故事可以宣扬。

伊斯特利和他的同事认为，世界银行失败的根源在于凯恩斯的假设——自上而下的规制机构比市场的无形之手更能有效地为项目配置资源。伊斯特利的论据很简单，他认为调整激励机制能够比控制指挥更显著地促进增长。

世界银行这一金融架构是凯恩斯的遗产，它用集体化的投资机构切断了贷款人和主权借款人间的联系，以减少殖民剥削的可能。布雷顿森林体系将世界从帝国主义复苏中拯救出来了么？它让更多的国家实现繁荣了么？无论是或不是，它都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国家之间和国家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互动机制。

他山之石

理解IMF、世界银行与凯恩斯主义，是有利于我们理解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亚投行的定位的，比起世界银行来说，或许我们差的就是类似凯恩斯主义这种有高度且自成体系的经济学理论了。

结语

阅读本书让对我对道金斯提出的模因（MEME），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非生物的世界里，类似基因一样的东西，也是活跃的、适者生存的、不断演化的，基因的多样性对物种的存活于繁衍有着重要的作用，模因的多样性也是这个社会文明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根源。

历史的长河中，很多类似的故事总是一遍又一遍的上演，阅读金融发展的历史，或许会让我们从时间的尺度得到启发，对当下的经济环境作出属于自己的判断，对错与否，时间会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