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对历史还是有点兴趣的，可一旦翻开了讲历史的书，就昏昏入睡了。当年明月写下的《明朝那些事儿》，算是让我过瘾了一把，当我兴致勃勃的翻开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自己不是读历史的这块料，于是硬着头皮看完后，就不轻易触碰讲述历史的书籍。
最近，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火了，看样子不亚于当年的《明朝那些事儿》，苦于家里装修没法放书，于是我便下载了电子书来看。要论舒适性，肯定不如纸质书。对于我这种伪文科生（就是在工科生里头感觉还算有点文科味道的）来说，这书要读下去也是一件费力的事情，然而我还是坚持用力的看完了。
要说这书看完后是一种什么状态，我绞尽脑汁的找形容词，发现似乎只有难以名状最贴切，或许表达的不是说我没有想法和感触，事实上是太多的感触涌上心头，难以梳理，不可名状。
不”明”就里–《显微镜下的大明》
看完这本书不得不为作者马伯庸叫好，一方面这书切入的并不是那些很主线条的大事，相比起我们读明朝历史的故事，这绝对都是插曲，都是发生在南方的小事，除非正儿八经研究明史的圈内人可能会知道，对于非学术圈的人，或许不会有一丁点的兴趣，另一方面，虽然这发生的事情都很小，但是却把整个明朝的生态串联了起来，包括政治运作、地方治理、经济生态以及平民日常，相当真实的还原了某个历史片段的面貌。
新高度，盛极而衰
仍记得，在李开元的《秦谜》末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一统天下的秦帝国，虽然是早产，毕竟顺应了天意。秦帝国的建立，取得了远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成功，可谓是前无古人。一统天下的秦帝国，也为以后两千年中华帝国的历史，奠定了制度的基础，规范了延续的蓝图，可谓是后无来者。秦的体制，历代继承，统一帝国的形态，延续至今。中国指向统一的天意，可谓是由秦帝国和秦始皇宣告的。
天意和民意的聚散离合，贯穿着中国历史。
秦制自始皇帝开始，历经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后，明朝可谓是将秦制推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也是东西半球历史文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半球开始了科学革命与文艺复兴，而东半球整体沦为了一个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状态。
从秦到明，历经1400多年。但明朝创立的制度，从限制人口流动，从中央集权到地方治理，从官与吏的分开等等，都可以在始皇帝的秦制中找到他们的影子。外儒内法，这是自汉朝以来，中国最主流的统治共识，极度的深入民心，君王认同，臣民认同。
很多时候，历史上都说朱元璋是乞丐皇帝，出身贫寒，受教育程度不高，是个残暴低俗的皇帝。然而，就是这个出身于寒门的皇帝，深知这个体制若不细致规范，若不用重典，将无法治理，大明江山难以永固。秦采用商鞅之法，以法家治国，朱元璋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明律之严，开国之初官员之少，俸禄之低，干活之累，因此大明迅速的到达一个新的繁荣高度。
这恐怕是秦制这个体制能到达的一个天花板吧，不能继续推动文明向前，只能自噬，盛极而衰。于是才有了李约瑟难题，这个富饶的大国竟然没有首先选择工业革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或许选择的是墨家，李约瑟就不会有这样的难题了。
繁荣性崩塌
“丝绢案”，一个聪明人觉得做了正义之士，却招来杀身之祸，涉案者都有内情，且都打不了板子，唯有追责挑起事端之人；”龙脉案”，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长命之功夫唯长命之治理；”杨干院案”，是一个是非黑白无从考证，案子扑朔迷离，双方把法律机器用到极致，案情多次反转，时黑时白，或黑或白，最后双输；”黄册案”，朱公原本想通过造册来摸清家国底数，开了个好头，后成皇帝的新衣，明知全是假账却总是卖力完成，黄册见证着明朝兴亡；”彭县弊案”，有编制的官难以管辖无编制的吏，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权力在手，小吏便会挖空心思，在每一个细处寻租，从每一件政务里讹诈。
文中其中有一个小节的名字就叫”繁荣性崩塌”，说大明表面看欣欣向荣，大家都有好处拿，一派繁荣景象，实际上这正是整个体系开始坍塌的表征之一。且大明官场有一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多少有一点为崇祯皇帝鸣不平，崇祯发愤图强，焚膏继晷，仍然无法扭转大明颓势。大明就好像是一个动脉硬化的病人，因为长期贪婪地吃油腻食物加酗酒，身体各处血管已变得狭窄无比。血液壅积于中途，无法送至中枢。张居正的改革，是在血管里做了一连串支架，暂时保证心脏获得足够供血。可是他没办法改变大明暴饮暴食的习惯，也无法逆转血管劣化的趋势。祸因早种，积重难返，大明的覆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崩塌。
结语
系统越复杂，不确定性就越高。
我们无法预测出复杂系统的结果，并非因为它们不可预测，而是因为我们如今还无法深入洞悉那些促成它们的因素。这个道理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科人文，其实都同样的受用。
反之，当我们需要很有确定性的时候，记住，一定要选择一个简单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