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是经济学家何帆写的第二本《变量》，他说他要坚持20年。今年的小标题是，推演中国经济的基本盘，然而书中所写真的能代表2019的中国吗？我还真不知道，然而有一点我是很认同的，那就是何帆说：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描述2019年，那应该是：迷茫。
2019年，我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好消息，什么是坏消息。
忽然发现，原来连何帆在2019都迷茫，何况是个微不足道的我呢？或许借助蝴蝶的翅膀，我在广州把自己的迷茫传递给了何帆。
迷茫–《变量2：推演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去年何帆在《变量》中讲到圈层社会的出现。现如今，其实我们更明显直接的感受到圈层对认知固化的负面影响。
隔着一条河，我们的认知可能就不一样，（珠江）河南的广州和（珠江）河北的广州完全不是一个味道的。如果隔着一道海峡，甚至隔着太平洋呢？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年龄，彼此间的认知差异越来越大。
2019年何帆的团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底层的人比高层的人看得更准，钱少的人比钱多的人看得更准，读书少的人比读书多的人看得更准，墙里的人比墙外的人看得更准。
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许，就是因为底层的人、钱少的人、读书少的人、墙里的人更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们就像盲人一样更为谦卑，而高层的人、钱多的人、读书多的人、墙外的人，更容易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慢和偏见，更容易被蒙蔽双眼。
我们过去熟悉的那个世界不复存在了。2008年金融危机动摇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改变了我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解；互联网重新定义了新闻；人工智能将重新定义工作。我们原本接受的教育，无法帮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出现的新动向。
其实，这个世界不是错了，而是变了。事实改变之后，我们的观点必须改变。可是我们准备好了吗？
关于基本盘
何帆说，基本盘，就是失去了之后还能拥有的东西。
基本盘是汇集了我们的传统优势、制度基础、资源禀赋,同时又能前瞻性地把握未来格局的一个集成系统，是中国经济的操作系统，更是一个复杂而又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如果这个基本盘还在成长，那中国经济就会继续成长；如果这个基本盘已经显出颓势，那中国经济就很可能会失去未来的增长前景。
一个国家不可能什么时候都有好运气。我们会遇到经济低迷、保护主义、技术变革、贫富差距等挑战。当我们去审视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时，就要去问，假如我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东西，失去了那些我们觉得是优势的东西，或是我们觉得很熟悉的东西，会怎么样呢？
演化算法
2018年的《变量》，何帆借助的是圣塔菲学院阿瑟教授的“复杂经济学”的理论来开展叙述。
经济是为了配合技术进步而生的，经济与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双螺旋，持续的为社会前进提供了源源不尽的动力。
2019的《变量2》，何帆借助的或许是圣塔菲学院霍兰教授的“演化算法（遗传算法）”展开叙述。
教育、组织、市场、生产和技术，分别讲的是小趋势背后的5种人——年轻人、接班人、沉默的大多数、隐形冠军和技术探路者，也分别对应着演化算法中的5个案例——试错、突变、适应、协作和混搭。
正如2019年我在看《变量》一书之前刚好看完了，阿瑟教授的《技术的本质》；然而2020年我再看《变量2》一书前刚好看完了，霍兰教授的《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
何帆继续说，理解了演化算法，你仍然无法预知未来，你无法提前知道未来的技术演进、产业演进路径。你想先知道答案，然后选边站队，这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边走边看，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海里的水多，我们就当鱼，待在水里；海水退潮了，我们就上岸去，把自己进化成两栖动物。
所以你要问自己的问题，不是问怎么样才能成为森林中最高的那棵树。要问自己的问题应该是：我怎么才能在森林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态位”？一个生物在生态系统中能够利用的各种资源的总和，何帆把它叫作“生态位的宽度”。那么，你在中国经济这个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有多宽呢？
潮水退后，真正的价值才会浮出水面。中国经济需要审视什么是自己的基本盘，每个企业，每个人，同样要审视什么是自己的基本盘。你的未来，不取决于你长得多快，而取决于你的根有多深。
关于教育
海森伯曾经说过，教育中真正有用的东西是你忘记了之后还能记得的东西。
我们这一代父母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变得无比焦虑，而这种军备竞赛式的教育投资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何帆说如果我们不是把教育的目标放在考上哪个大学，而是放在如何帮助孩子过好自己的一生，甚至如果你曾经考虑过，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会怎么教育他们的孩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会发现，很多我们应该重视的东西并没有受到重视，而有一些东西被过分看重了。一旦形成社会风气，这就成了一种很难走出来的囚徒困境。但是，凡是不可持续的东西都不会持续。
对孩子一生最为重要、最为实用的东西，却在我们的学校里学不到。对我们的生活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 是怎么养活自己，怎么收拾房间，怎么保持身体健康，生病了怎么办，怎么找到男朋友或女朋友，怎么生孩子，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怎么安度晚年……。
所有这一切，学校里会教我们吗？学校不教。你会说，这都是生活中的琐事，学校只能教你跟工作有关的知识。好吧。如果是跟工作有关，那么最重要的知识是：
- 怎么写一份简历，怎么跟领导和同事们搞好关系，怎么组织一个团队，怎么激励你的团队，怎么跟其他的团队协作，怎么谈判，怎么领导，怎么创新，怎么表达……
所有这一切，学校能教会我们吗？学校不能。你会说，这是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学校要教的是更基础的知识。好吧。如果是最基础的知识，那么最基础的知识是：
- 怎么发现自己的才能和兴趣，怎么学会自我控制，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学习，怎样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怎么把不同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
所有这一切，学校可曾教过我们？学校没有。
是因为学校和老师不努力吗？不是的，学校和老师同样陷在教育的军备竞赛之中。学校和老师不得不满足家长的要求，但老师和学生是在水里，家长只是在岸上。岸上的要监督和指点水里的，教育如何才能走向正常的轨道呢？如果一定要反思教育，那么不得不说，最大的挑战是老师，因为老师放不下身段，最大的障碍是家长，因为家长放不下执念。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在他的《科学自传》里写道：
“新的科学真理与其说是靠说服反对者并使他们看到光明而获胜，莫不如说是因为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了起来。””
教育理念的转变也会遵循“普朗克规律”。应试教育的终结，不是因为曾经相信应试教育的父母改变了想法，而是因为不相信应试教育的新的一代终于长大了。
关于90后与00后
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在很多想法上迥异于60后、70后和80后。
- 60后到80后大体上是一代人，这是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代。这一代人的驱动力是“贫穷动力”，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努力工作，就赚不到钱，家人就过不上体面的生活。60后和70后的代沟，无非像是美国短毛猫和加菲猫的区别；70后和80后的区别，最多像是加菲猫和暹罗猫的区别
- 90后和00后已经感受不到生存的压力。年青一代的驱动力是“嗨动力”，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很“嗨”，我才会有兴趣去做。贫穷动力的燃点很低，但嗨动力的燃点很高。
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这是世界经济的分水岭。出生于1990年的孩子，恰好在2008年完成了他们的“成人礼”。90后和00后应该算是“衰退的一代”，他们虽然也坐上了车，但坐的是“慢车”。一步慢，步步慢。坐“慢车”的人，很难赶上坐“快车”的人。机会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难。代沟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增长速度问题。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收入不平等程度其实也在加剧，但丰厚的增长红利给人一种希望。人们会感激经济增长为个人成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人们也相信这些机会将公平地提供给每一个想要努力的年轻人。但是，正如《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所说的，如果没有适时适度的干预，仅仅依靠市场本身的力量，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这是因为，从长期来看，资本的收益率会超过经济增长率（r>g），而依靠劳动获得的收入，最多能够保持和经济增长率在同一个水平。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人赚钱很难，钱赚钱很容易。于是，当贫富之间的落差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失去了上升的机会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退出力争上游的游戏。
关于乌镇
何帆提到，2019有人发文说乌镇是人造的怀古景点，你看到的原住民，其实是旅游公司的员工。乌镇的生意，遵循的是一种精心设计、理念超前的战略：
基础设施力求超配，服务标准严格统一，细节打磨精益求精，大的项目追求“爆品”
唯其如此，才能做到服务质量可控，满足游客的真正诉求。游客当然想到古镇怀旧思古，但他们也要干净的床单、快捷的Wi-Fi（无线上网）。
因此，乌镇才能争取到戏剧节、世界互联网大会等超级IP（知识产权）落户。世界互联网大会选址的时候，要求地理位置距离上海、杭州要近，同时要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要是个古镇。按说，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江南古镇并不少，但只有乌镇能够满足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其他要求：
- 封闭区域，实现绝对的安保；
- 大型国际会议，要有容纳数千人的高规格会议场所；
- 群贤毕至，要有容纳数千人的高级别住宿条件。
我想起了之前到泰国的ClubMed的度假体验，能够体验纯正的东南亚风情，从建筑、食物、服务员，都是地道的泰味，然而晚上上演各种show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透露着浓浓的欧洲风情，从那个来自法国的大老板、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以及旁边的提供各式鸡尾酒的饮料吧。很欧洲的酒店，但却无处不透露着泰国的风情。这和乌镇是一样的，我要阳光、沙滩、椰林树影，然而，我还要高品质的食物与酒水（24小时任吃任喝），干净有情调的房间，热情周到的服务，良好的wifi。
关于技术
在深圳梅观高速上朝北开，从第六个出口出去，会有一个十字路口。两个绿底白字的路标：向左走是富士康，向右走是华为。一边是中国的农民工红利，一边是中国的工程师红利。而这些朝左走和朝右走的年轻人，生活得竟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华为和富士康两家企业走的发展路径并不一样，一个朝左，一个朝右，但居然能登上同一辆列车。它们都是借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市场规模红利以及曾经的全球化红利，在一个难得的适宜的环境下突然发展起来，变成了像恐龙一样庞大而强悍的超级物种。难能可贵的是，它们同时把规模做到了极致、效率做到了极致、技术创新也做到了极致。
于是，它们重新定义了制造。它们建造了一条从低端到高端、覆盖“研发-制造-品牌”的完整产业链，这是只有在中国才能出现的奇迹。华为和富士康还代表了中国经济奇迹中最令人困惑的成就：技术创新。
何帆的描述很生动，俨然勾起了我十年前的回忆，和女朋友（现在是老婆）拖着行李搭着飞机来到深圳，入职了中兴移动。生活是一场戏，喜悦来得很快，走得更是匆忙，金融危机的第二年，我拿到的第一个offer是淘宝，接着是华为，华三，华赛接着是中兴，然后我都期望下一个会更好，2.5年学制的研究生，甚是尴尬。下一个等来的总是小公司，马上就要毕业了，这个时候中兴移动来了，于是我就跟着去深圳。
中兴的总部在南山，而我的宿舍在粤海门，一个城中村，那个时候路对面的房子也就是3万，看着手里的工资，我暗暗的说，努力几年，我也能住上那里。公司的宿舍只能免费住一个月，于是我在这个宿舍的后面一栋楼，租了一个小单间，一个月租金4000。我住在3楼，一楼是个邋遢的小饭店，小饭店旁边是个猪肉档，坑坑洼洼的门口散落的摆着几把青菜。我的邻居看起来都是在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人，我的房间的正后方，是一个垃圾站，偶尔会飘来阵阵的臭味。
书中关于富士康与华为员工的描述，和我10年前的生活是一样的，我至今回味着当年在中兴移动时候的那几个月，不知疲倦的工作，同事很嗨，领导很嗨，自己很嗨。不知真假，招聘我的boss说，我们中兴要做Android手机，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们一起搞起来吧。要知道，那还是MTK山寨机横行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写下的文档质量很高，写下的代码质量也很高，临时补锅也能迅速完成，也跟着boss面试了几个来面试的人，有华为的、富士康的、和腾讯的。但是，基本上我们都住在城中村，只有资历老的员工和领导，在那些成熟的社区。我在那时，真的有梦想，而不像现在，只有空想。
关于体制内外
何帆讲述两个从航天工业体制内跳出来创业的人，苗建全和程翔，一个造卫星，一个造火箭，公司如火如荼。从他们两个人口中说出了他们对体制内外的看法：
苗建全说，
很多体制内的优势到了体制外才能释放出来。在体制内的时候，人总觉得体制僵化，到了外边，才能感受到有没有在大院里待过就是不一样。大院里培养出来的人更有荣誉感，心气足，有责任心，平时也骂娘，但需要加班的时候，随叫随到。到了体制外，要学会更接地气。
程翔说，
在体制内做事情的时候对成本考虑不多，到了体制外，首先要学会的是控制成本，从设计上控制成本，也要学会舍弃。
苗建全和程翔的故事说明了，体制内和体制外是可以混搭的。体制内提供了积累的过程、磨炼的平台。体制的根扎得更深，想得更远。体制使人周密、谨慎、上进、坚毅。体制外提供了表演的舞台、整合的机会。体制外的生活教会人勇敢、自立和灵活。我们目睹了体制的溢出效应，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势能更容易转化成动能。我们也看到了体制的嬉变能力，从体制外到体制内，鮎鱼激活了沙丁鱼。
结语
有学者做过实验，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演化算法，物种才能在计算机模拟中活下来。那就是跟随算法，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差，我对你差，始终跟随，不首先背叛。
何帆赞同这样的算法，这个算法我也在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中看到过，我把它变成了我的人生算法，到底效果如何？或许只有临终前能告诉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