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普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
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
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这两种精神的差别也表现在两种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里。
序
惭愧得很，这么晚才把费孝通老先生的著作《乡土中国》看完。这本成书于上个世纪40年代，而作为读者的我阅读起来毫无违和感，根本看不出这书已面世80年。
时代变迁，斗转星移，人心与人性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乡土”。
亚普罗和浮士德–《乡土中国》
费孝通先生说，国人跑到哪里，都愿意划出些地块，种上些葱和菜。高楼大厦如此，异国他乡也如此，或许这是国人一种入了骨髓的印记，怕是连我自己也会是这样，种花种菜两不耽误。
始皇帝的路标
东方这片富庶的土地，孕育出了强大的农耕文明，成就了第一个封建帝国，回看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似乎东方走得更顺，早早的孕育出了始皇帝，完成大一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调和主线。社会的发展是有惯性的。历史的走向，从来都是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的，不成功的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那些沉默的成本，从来就是舍弃掉的。成功会使它的优势迅速变大，一个稳定的封建制中央帝国，重要的是让子民们安居乐业，收成也会相对的好，容易做户籍管理和征税，国家财富就是通过税赋累积变大的。看不见的手，让这个东方文明迅速的扩张，呈现出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结构和技术力量。
始皇帝，给中华文明指向的道路就是“熟人社会”。在这个路标下，儒释道细化了这个演进方向的各种规则，也成功的化解社会的矛盾。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上至国君，下至小民，都能在书经中找到解惑，解忧，明晰纷争的办法。
看不见的手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
“这不是见外了么？”
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看不见的手，虽然是斯密提出来的，说的是市场调节作用促进社会发展。这是市场出现成熟之后的，看不见的手的内涵。此前，看不见的手应指的应该就是东方的熟人社会下的信任体系促进社会发展。社会是不断演进的，只有时间凝固的时候，社会才能固化成一种可描述的形态。时间不会凝固，社会也不会固化，这个动力学系统不断迭代，各种力量不断涌现，打破均衡，慢慢社会又会走向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正如拔河一般，两股力量势均力敌，绳子看起来是不动的。事情万不可逆着说，绳子看起来不动，是因为没有力气的缘故。
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黏着。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
这便是“祖宗章法不可变”，“从成功走向成功”的出发点，也是整个信任体系的核心。
熟人社会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会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费老认为，西方的是“团体格局”，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毕竟生活相倚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地、零散地在山林里求生，“团体”是生活的前提。
团体格局
与始皇帝不同，西方的指路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上帝。这个惯性与路标，让他们受尽了折磨，也享尽了荣耀。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上帝是在冥冥之中，正象征团体无形的实在；但是在执行团体的意志时，还得有人来代理。“代理者”Minister是团体格局的社会中一个基本的概念。执行上帝意志的牧师是Minister，执行团体权力的官吏也是Minister，都是“代理者”，而不是神或团体的本身。这上帝和牧师、国家和政府的分别是不容混淆的。在基督教历史里，人们一度再度地要求直接和上帝交通，反抗“代理者”不能真正代理上帝的意旨，极力反对中间商赚差价。
神对每个个人是公道的，是一视同仁的，是爱的；如果代理者违反了这些“不证自明的真理”，代理者就失去了代理的资格。在血与泪的教训中，让西方人萌发生了权利的观念。人对人得互相尊重权利，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防止团体代理人滥用权力，于是发生了宪法。宪法观念是和西洋公务观念相配合的。国家可以要求人民的服务，但是国家也得保证不侵害人民的权利，在公道和爱护的范围内行使权力。
某个层面来说，东方文明未能提前向前跨越一步，或许还是因为这片富庶的土地，以及相比而言并未经历那么多的血泪，不过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就把旧账就还了。
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熟人社会的地基，在社会的所有方面都要承认排序。某个程度来看，这也是近代管理学理论“科层制”的核心。先生认为，在熟人社会，每个人都可以自力更生，大部分时候只有在偶然和临时的状态才有感觉到需要伙伴，先有“我”的存在。与他人的合作时候，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程度的结合。
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食色性也
这是一个是关于欲望的话题。
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这是一个轻量级的家庭结构，性欲与事业是分开的。
差序社会，每个关系都可以找到一位家长，所有的关系最后可以追溯到皇帝，最大的家长。
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
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我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
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一早起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有工夫说闲话。出了门，各做各的。妇人家如果不下田，留在家里带孩子。工做完了，男子们也不常留在家里，男子汉如果守着老婆，没出息。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是男子们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在那些地方，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回到家，夫妇间合作顺利，各人好好地按着应做的事各做各的。做得好，没事，也没话；合作得不对劲，闹一场，动手动脚，说不上亲热。
副作用
现如今，似乎大多数人都知道“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可你是否发现，熟人社会依旧没有淡出我们的世界。中午，坐在招商花园，吃着泰式海鲜火锅的我，猛然的醒悟，知道并不一定会懂。
我在广州吃过不少泰国菜，也专门跑到泰国吃过泰国菜，所以我觉得我对泰国菜还是有一定认识的，因而我对午餐的味道甚是不满，但总说不出哪里不对。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去感受过“陌生人社会”，如何懂得“陌生人社会”的味道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想大部分在这里长大的小孩会认为，泰国火锅就是这家店的味道。
社会在不断演化，文明一直延续，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其实我更悲观一点的看法是，我们不可能走向陌生人社会，因为这只是影响社会的一股力量，他们会对抗，拉锯。然而，因为“陌生人社会”出现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我们原有的“熟人社会”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陌生人社会”的法治秩序。
在大城市里，多样性比较强，副作用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被克服，或者被平衡掉，而在小城市，尤其是毕节这样的地方，社会的多样性不强，而副作用的影响就变得很大。于是，便出现了让我困扰不已的梦魇。
结语
在毕节的滨河西路，有一家名叫“深夜食堂”的餐馆。每每走过 ，我总会想起来同名日剧那熟悉的旋律，以及“小林薰”出演的那个角色。
在日剧里头，《深夜食堂》和《孤独的美食家》都很出名，或许孤独的美食家名气更甚吧。前者是在一个单独的狭小空间里，讲述老板和食客之间的故事；后者是一位社畜（我极度不愿用的词语，思虑再三还是用了）在工作中不断的寻觅美食，寻求安慰心灵的过程。或许，《孤独的美食家》会唤起更多人熟悉的感觉，毕竟一个人寻觅吃的，其实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一个常态，我们正慢慢步入“陌生人社会”。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看起来走得更近，其实是更远。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虽然是讲述中国的社会，然而我想其实先生说到的“乡土”，是跨越时间和民族的，别忘了美国的小镇，走得不也是“熟人社会”的老路吗？酒店管理中提到的必须记住尊贵会员的名字，给他们家的感觉的套路，不就是“乡土”的概念吗？从来不会有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的说法，只是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东风，西风，信风，都是大气环流，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看起来富裕的生活其实或许是个肥皂泡。或许是涨潮的那一瞬间，大家兴奋不已，纷纷下海捞货，然而潮水退去，发现大家都在裸泳，谁并不是比谁更好或更差。只是有人冲浪技术好，变成了弄潮儿，有人只能狗刨，徘徊在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