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的作者阿比吉特是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的作品《贫困的本质》确实给我了带来了不少新的观点，这些理论对我理解当下在贵州的扶贫协作工作还是有着不少的帮助的，至少让我确认了不少自己的猜想原来不仅仅是个猜想。

最近他又出了一本新书，书名有意思得很《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中文版的翻译很不错，这本书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下的政治经济格局，为什么特朗普会选择这样的策略，到底经济学家对当下的贸易战怎么看，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经济学家。

无形的手并没有想象中强大–《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市场就被比喻成一只无形的手，通过市场和价格不断的调整着社会资源。那个时代，牛顿的绝对时空论是一个备受推崇的科学观点，因此市场可以完成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也成为了经济学的中流砥柱和基石。随着《相对论》的诞生，我们认识到了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时空界限，你的时间和我的时间本质上不是一个时间，市场能最优化配置资源的概念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也不灵验。凯恩斯提出了与无形的手相对的理论，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手，两只手合作，才把世界经济从泥潭中拔出来。

近二十年，经济学中主张自由贸易和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呼声很高，十多年前中国加入了WTO进入全球贸易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各个经济学家的预期；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某种角度来说，经济学理论为了要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去改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这对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挑战。经济学未必能预测未来，但必须得解释过去。经济学理论无法预测未来的成功，却有能力让大家绕过前人曾经掉过的坑。书中的理论给了我很多启发，因此我梳理了一下，将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观点整理下来。

重新认识经济学家：他们像水管工一样

经过在美国开展的一系列大型的民意调查，阿比吉特和经济学家们发现了当下的世界看起来变得越来越小，因为社会观点开始“部落化”，那些秉持着核心信念的人，似乎对一系列的问题都有着相同的看法，咋一看仿佛在精神层面归拢到了几个部落，相互之间并不沟通和理解，反而敌意很重。而且这样的精神部落不仅仅在美国出现了，在世界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出现着，大家开始变得狂躁，焦虑，自负，不再接受不同的观点。

“部落化”这样的行为，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隔离。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所有人选择泡在一起的朋友都是和自己相像的人，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又一个完全分隔开来的孤岛，岛上全是彼此相似的人。这助长了明显怪异的偏好和/或极端政治观点的激进化。固执己见的一个明显缺点就是，我们不会接触到其他的观点。

人们可能会理性地选择压抑自己的观点而加入一个群体。但是，理所当然的，不接触群体之外的任何观点，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我们最终会形成多个意见对立的封闭群体，缺乏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沟通的能力。这样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在基本上应该属于客观事实的问题上出现了极端的两极分化。

作者阿比吉特觉得我们所熟知的、建立在民主和对话基础上的文明正受到威胁。作为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向世人提供事实并予以说明，希望凭此能够调解分歧，帮助分歧双方理解彼此的话语，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能够理性地看待分歧。民主可以与异议共存，只要双方彼此尊重，但尊重需要一些理解。

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狄更斯笔下的艰难时世，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矛盾日趋尖锐，益不满的穷人之间互相对峙，而目之所及，看不到任何解决方案。阿比吉特认为当下危机的核心在于经济和经济政策出现了问题。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各国对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挑战无所作为；这种不作为不断地助长愤怒和不信任，使社会严重地撕裂并对立，我们越发难以共同对话和思考，采取行动改变现状。这通常像是一个恶性循环。

经济学家对这些重大问题有很多话要说，他们收集数据，研究是什么让人们变得慷慨、谨慎，是什么让人们离开家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社交媒体是如何助长人们的偏见的。事实证明，最新的研究成果往往让人惊奇不已，那些习惯于电视“经济学家”和高中教科书给出的标准答案的人尤其会如此。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将为那些争论指明新的方向。不幸的是，很少有人给予经济学家足够的信任，愿意认真倾听经济学家给出的忠告。

以前经济学家像是一位坐在神坛的祭司，感觉他们是财富的象征，听他说能发财，不听他说会亏本，毕竟人家代表着科学，做不科学的事情会亏钱，这很合理。后来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祭坛，当然也出现了各路神仙，然而大家发现，听了祭司的话也不怎么赚钱，后来也就干脆把他们当做天气预报员，没事的时候也会看看，但却不会太相信他们说的话了。

这种信任赤字和另一种现象互为镜像，那就是经济学家的专业共识（当它存在时）往往和普通民众的意见截然不同。真正的经济学家从来都不认为，当他们和公众的看法不同时，经济学家就一定是正确的。经济学家经常太过沉湎于自己的模型和方法，有时会忘记科学有其局限，思想体系有其伊始。他们回答政策问题时始终以假设为基础，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已成为第二天性，因为这些假设是他们建立经济模型的基本要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总是正确的。然而，他们同样掌握其他人所没有的专业知识。阿比吉特希望通过本书向公众传授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并就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和最具分歧性的话题重新开启对话。

他也解释了是什么破坏了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部分原因是普通民众周遭充斥着大量糟糕的经济学。那些代表“经济学家”出现在公共场合发表公开言论的人，通常和IGM布斯咨询小组（芝加哥大学选择了40名在各个领域有建树的经济学家针对政策与经济问题成立的一个咨询小组）的成员不是同一批人。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那些在电视或媒体上自封的经济学家——通常顶着X银行或Y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头衔，本质上都是其所在机构经济利益的代言人，经常随意忽略证据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对市场做出乐观主义预测，而这正是普通公众大致上能与经济学家取得一致的地方。

不幸的是，从外表（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或说话的方式（夹杂着许多专业术语），以及电视上谈话时的面部特写看，你很难将他们和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区别开来。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可能在于这些电视经济学家更加愿意发表意见和预测，而不幸的是这让他们在公众眼里更具权威性。但事实上他们的预测工作做得很糟糕，一部分原因是预测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对未来学都敬而远之。另一个造成信任差距的重要因素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从未花时间来解释他们那些更加微妙的结论背后通常极为复杂的推理过程。

当今的媒体文化天然地排斥这类微妙或长篇大论的解释。阿比吉特说他曾不得不与电视主持人反复争辩，才能完整地讲述观点（但通常在实际播出时会被剪辑掉），因此他认识到学院派经济学家通常不愿承担责任向公众发声的原因。向普通民众准确地传达观点，需要花费巨大努力，并且伴随各种风险，比如普通民众会认为你的观点听来非常愚蠢，或者小心谨慎选择的措辞被媒体操弄，让公众误解成截然不同的意思。

阿比吉特的感觉是，最好的经济学往往是最不刺耳的。世界充满着复杂和不确定，经济学家必须与民众分享的最宝贵的东西往往不是他们的结论，而是他们为了得出结论而选择的道路——他们所知道的事实，他们解释这些事实的方式，他们采取的推理步骤，他们仍然不确定的其他信息。这是因为经济学家不是物理学家那种意义上的科学家，他们往往无法给出绝对意义上的确定性。

阿比吉特自嘲的说，看过喜剧《生活大爆炸》的人都知道物理学家瞧不起工程师。物理学家思考深奥的理论，而工程师则摆弄各种材料，试图在现实中证明这些理论（至少在这部剧里是这样呈现的）。与工程师（或者至少是《生活大爆炸》里的那些人）不同，经济学家没法依靠物理学家来准确地告诉我们火箭脱离地球引力需要的条件。经济学家更像是水管工，将基于科学的直觉、基于经验的猜测，以及一连串纯粹的反复试错结合起来以解决问题。当今最优秀的经济学向我们指出现今社会正在努力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书中描述了当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除了他们的结论，还有他们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试图将现实和白日梦、勇敢的假设和可靠的结果、我们所希望的和我们所知道的区分开来。

摘录来自: 阿比吉特·班纳吉. “好的经济学（《贫穷的本质》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作，解决当今世界的棘手问题，共同应对黑天鹅！众多大咖联袂推荐）。” Apple Books.

移民和就业：人口流动不是洪水猛兽，就业意愿并不跟随产业变化

移民问题是当下很多国家都遇到的问题。各个民主国家的领袖和民众都纷纷筑起了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墙。然而阿比吉特说当下学界的共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低技术移民进入富裕国家会拉低当地人的工资和就业水平，哪怕是卖水果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而，即便不是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这个世界上有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或者生活质量一般般的人是不愿意离开家园的。在国内，我们一般就会从乡土中国的观念来解释，大家有故土情结，安土重迁，老人家愿意死在山林，都不愿意搬到城市去住。其实故土情结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生活舒适度和人际关系对可能出现的国际移民起着类似的限制作用，但其作用更强。因为一旦他们选择离开家乡，通常只能独自一人，并在未来许多年里放弃他们所熟悉或热爱的东西。人际关系网（家庭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设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促进了总体的社会利益。在印度的农村，因为担心老了以后被遗弃，有的父母可能会减少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以确保他们长大后没有办法搬到城市。

因为害怕不确定性，有相当的一部人会怕风险，甘愿接受当下不太满意的工作与生活，都不愿意到大城市或者发达的地区就业。因为前途突然陷入未知之中，所以即使人们原则上可以通过攒钱来应对各种财务意外，人们还是非常不愿意贸然行动。背后的原因更多是规避不确定性，而不是规避风险。此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们特别讨厌自己犯的错误。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其中许多是人类无法掌控的。这些变幻莫测的事情使人们感到沮丧，但相比之下，主动做出选择，却仅仅因为运气不好，导致结果比什么都不做更糟，会让人们更加难过。所谓现状，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是自然的基准。其实不要说人家，自己其实也是这样的，不然早就换了生活方式。

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才会让托克维尔在美国之行大发感慨，总结出了美国梦。在他看来，永不停息是使美国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人们一直在跨部门和跨职业地流动。托克维尔将这种不安分归因于没有世袭阶级的结构，以及对财富永不停歇的渴望。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奋斗变得富有，因此不论机会出现在哪里，抓住它就变成了一种责任。然而，美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美国人对国际移民容忍度下降的同时，他们自己的流动性也开始降低。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会有7%的人口搬家到另一个地方。到2018年，这个比例已经不足4%。下降始于1990年，并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开始加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在技术水平方面越来越分化。沿海地区吸引着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似乎集中到了内陆，特别是东部地区，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和匹兹堡等老工业城市。这一系列变化助长了美国社会在收入、生活方式和投票模式等方面的两极分化，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极度不平衡，带来了一种混乱的感觉。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技术与生产力的提升会体现在旧的不合时宜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落败，工人失业然后经过市场均衡，进入新的企业就业，从而在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优化产能更好的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制造业在新兴经济体的冲击下，很多企业被迫关停或者整体搬迁，因此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会大幅减少，让人吃惊的是，从制造业退出的劳动力没有被重新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上。这个现象不仅只在美国出现，其实在国内的情况也是这样。

阿比吉特解释到，年轻时进入家乡的一家制造企业，为一个老板工作了大半辈子后，却丢掉了工作，对这样的人而言，不得不重新开始的创伤体现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许多父辈从安逸的工作平稳过渡到优雅的退休生活不同，他们被要求重新设定期望值，搬到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小镇，从最底层开始干一份从未想过的工作。难怪他们宁愿留在原地。

这就导致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大量年轻人不参加工作，而另一方面的现实却是，即便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国家，比如南非（15~24岁的人中有高达54%说自己是失业者），很多企业却抱怨说无法找到他们想要的工人：接受过一些教育，拥有良好的工作态度，愿意接受企业提出的工资水平。由于求职者对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导致现实与预期之间的错配日渐强化。

大分工的痛：并不都是受益者，产业集群也有可怕的一面

全球经济在贸易扩张和中国惊人的经济成功推动下，迅猛增长，这样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而贸易摩擦则在全球各地爆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新兴国家在这段上升的发展潮流中获益匪浅，如今则开始担心接下来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当然，绝大多数富裕的西方国家对缓慢的经济增长并不陌生。但让人非常担忧的是，我们看到在这些国家社会契约正以惊人的速度分崩离析。

正因为对金钱或物质的执迷，让我们如此之多的人相信整个世界正等着夺走我们的高薪工作；导致我们一门心思将重心放在让西方国家重拾过去那段经济快速增长的光辉岁月；使我们在同一时间对那些穷人的生存状态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并且害怕看到自己也沦落到和他们相同的境地。这个同样的原因，也使得经济增长与地球生态之间的平衡看起来更加严峻。

经济学家大多谈论贸易的收益。自由贸易是有益的，这是现代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命题之一。公众肯定不是心悦诚服。他们并非看不到贸易的收益，但他们同样看到了贸易带来的痛苦。由于劳动力充足的国家往往是贫穷国家，而且劳动者通常比雇主更加贫穷，这意味着贸易自由化应该会为更穷的国家里的穷人带来益处，不平等的程度也会下降。富裕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萨缪尔森推理，开放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会损害美国工人的工资收益（并使中国工人受益）。萨缪尔森在之后的一篇论文中证明的那样，自由贸易提升了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价值供所有人分配。假设社会向自由贸易的赢家收税并将这笔钱分配给输家，那么即便是美国工人，也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可问题就在于，这只是一个很大的“假设”，它的推进是个国际的政治过程。

大分工导致了这样的现象：在富裕国家，贸易可能以牺牲富裕国家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让富裕的阶层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在发展中国家，贸易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工人的利益上升，使得富裕国家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优质的商品。因此，全球化贸易以富裕国家的劳工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回报，无论是富裕国家的富人，还是发展中国家。

在上一部分讲述了由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导致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很多产业不得不外流迁移，导致了很多人失业，而且很多人选择了回老家，并没有选择到其他工厂就业。但还有一个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情况，就是产业的聚集会降低成本，提升该产业的竞争力，然而一旦产业更新跟不上，也会有灾难性的事情发生。

贸易带来的冲击可能会对产业集群造成特殊的伤害，可能会引发恶性循环。失业的工人将减少在当地商店和餐馆等商业门店的消费。他们的房子也会贬值，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崩盘。因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自有房子的价值取决于邻居的房子维护状况有多好。当一个社区的大部分人开始走下坡路时，所有人都会一起走下坡路。房产大幅贬值的家庭，其信贷额度和再融资能力都会收紧，这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消费。消费降低会影响到那些商店、餐馆，其中一些最终不得不关门倒闭。这些综合到一起，最终会使这个地区彻底失去吸引力，未来也不可能再度复兴。没有新公司会愿意接手已经沦为一潭死水的地方。

好公司与坏公司之间的区别，可能部分纯粹是因为偶然。如果一家公司身处经济下行的地区，只要能够幸存，并继续和国内或世界做生意，那么它至少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做得很好，直到这些地方的人才全面流失为止——随着年轻的、富有志向的人离开本地，并造成伤害。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加上经济的黏性，以及肯定要包括在内的，其他重要但更多是地方性的变化，创造出一个由好公司与坏公司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反过来加剧了不平等。在这种观点来看，这些事情可能是不幸的，但或许无法阻止。

贸易战解决不了问题

然而，贸易战不能解决问题。阿比吉特和业界的经济学家认为：

首先，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来说，国际贸易的收益相当小；
其次，虽然对较小和较贫穷的国家来说，贸易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要大得多，但没有灵丹妙药能够让这些国家一蹴而就；
最后，贸易收益的再分配已被证明是极其棘手的，受到贸易消极影响的人们已经或正在遭受苦难

许多因行业衰退而被辞退的人从未真正振作，因为黏性经济（因为各种黏性，包括信贷、生活习惯、对不确定的惧怕等原因，导致低产能的产业无法关停，人员的工资下降，失业的人员也不愿意到其他地方就业等等）意味着他们无法进入新行业，或是搬迁到新的地区重新站稳脚跟，因此资源也无法流向他们。

现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显然会造成一波新的失业潮。与中国开打贸易战，首当其冲的可能是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就业岗位减少。我们都知道制造业工人在失业后多数不会搬迁。同样，农业工人可能也不会搬迁。美国最穷的10个州里，亚拉巴马和路易斯安那占了两个。一旦贸易战开打，这两个州就是最大的牺牲品。对美国来说，贸易战不是世界末日。虽然美国可能会保住钢铁行业的一些工作岗位，但也有可能对其他行业造成新的重大伤害。美国经济将会很好，但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不会生活得更好。

绝望和愤怒：特朗普不是疯子，只是我们都没看清楚普通美国人的生活

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甚至不同性别的敌意，已经成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领导人的主要活动。至少对某些人来说，偏见可能是一门好生意，在政治上似乎也是如此。

许多原本不愿迎合大众的个人，因为相信其他人掌握的信息可能比自己准确，因而做出理性决策，结果看起来就像是和他人保持一致。阿比吉特称之为“羊群行为的简单模型”。所有人都做出理性的决定，并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羊群行为会产生信息级联：最初一批人做出决定时所依据的信息会对其他人的想法产生巨大影响。实际上，人们表现得好像有多重人格，每种人格有着不同的偏好。在特殊情况下，环境选择了在一个特定情况下做出决定的人格。

诺贝尔奖得主让·梯若尔（Jean Tirole）与罗兰·贝纳布（Roland Bénabou）关于积极信念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深刻见解。他们认为，迈出理解信念的一大步，是不要把信念太当真。我们关于自身的信念，一部分是由我们的情感需求塑造出来的；当我们令自己失望时，会感觉很糟糕。我们在关于自身的信念上投放的情感价值，会扭曲我们关于他人的信念。例如，为了保护自己不会因为自己的偏见而受到指责，我们就会用看似描述客观事实的语言表达出来。

随着我们失去相互倾听的能力，民主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更接近于对各个不同群体的人口统计。因为每个群体投票更多的是基于对群体的忠诚，而不是明智地权衡轻重缓急。我们感觉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出了错，我们在经济上正经历煎熬，以及我们不再被尊重和重视，所有这些引发了我们的防御性反应，表现出来后就是世人熟知的偏见。

美国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特殊情况。接受着“美国梦”的灌输、吃着早餐麦片的美国人倾向于相信，尽管他们的社会并不平等，但无论如何，努力总有回报。美国人的乐观观点并不能反映当今美国的现实。伴随着底层的普遍停滞，美国的代际流动性急剧下降。美国现在的流动性远远低于欧洲。在经合组织内，底层人口的后代最有可能无法实现阶级跃升的是美国（33.1%），成绩最好的是瑞典（26.7%），欧洲地区的平均值低于30%。在美国，底层人口成为最富裕的1/5人口的可能性为7.8%，但欧洲的平均比例接近11%。在美国，最有可能坚持过时的美国社会流动性（也就是美国梦）想法的地区，实际上是最不可能发生这种事的地方。

美国人通常还认为，努力就有回报（背后的推论是，穷人必须为自己的困苦承担部分责任），并且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相信社会流动性很高的人，往往会怀疑政府为解决穷人所面临的问题而采取的所有努力。当人们对流动性的乐观看法与现实相冲突时，便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回避尴尬现实的冲动。大多数美国人的工资和收入停滞不前，他们看到周围的财富那么多，自己却在经历财务困境，两者之间的鸿沟日益拉大时，要么责怪自己没有从他们所相信的社会机遇中受益，要么指责什么人偷走了他们的工作。这两种选择分别指向了绝望和愤怒。当今美国的绝望情绪正在上升，并且已经变得致命。

文化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的死亡率空前上升，预期寿命也在下降。“这个严峻的趋势只存在于美国白人，尤其是他们当中没有大学学位的那些人中。除白人外，美国所有种族的死亡率都在下降。那些拥有与美国大致相似社会模式的其他英语国家，即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和加拿大，尽管发展缓慢，但也都在经历类似的变化。而在所有其他的富裕国家中，死亡率都在下降，其中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最初死亡率比较高）的死亡率，其下降速度比接受过教育的人更快。死亡率的增加，是由美国中年白人男女“绝望致死”（deaths of despair，例如因酒精和药物中毒、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肝硬化导致的死亡）的稳步增加，加上解决其他致死问题（包括心脏病）的进展放缓所导致的。不得不说，教育很重要，但是教育也有副作用。

不选择绝望，就选择愤怒。意识到缺乏社会流动性并不一定让人更愿意支持二次分配。由于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市场体系从根本上来讲是公平的，因此他们必须找出其他可以归咎的原因。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一份工作，那一定是因为精英们以某种方式秘密地将这份工作转给了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一个西班牙裔，或者一个中国工人。我为什么要相信由这些精英组成的政府，来对我进行二次分配？政府的钱越多，就是“其他人”的钱越多。

结语

思想很强大。思想推动变革。单靠好的经济学救不了我们，但没有它，我们注定要重复昨天的错误。

我也终于知道了自己作为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在本质的区别。

我心中的香格里拉

无形的手并没有想象中强大--《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