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从在贵州读过冈田武彦写的《王阳明大传》后，感觉王阳明这人更神秘了，对阳明心学又增添了几分兴趣。然而，我始终不明白，自己平时为什么不怎么听过这个心学呢，心经倒是听说过不少。大家都说儒释道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最近对道家和佛家有点了解，反而增加了对儒家一些观点的迷惑，阳明心学出来更增加了几分不解，到底朱熹还对不对？
一面镜子的故事–《王阳明：一切心法》
这些个问题，好像有答案，又好像没答案。想请教一下懂行的人，又不晓得怎么开口，生怕被别人笑话。幸运的是，熊逸又帮我戳破了这层窗户纸，让我在不被人笑话的时候，也搞清楚了好多心中的谜团，终究理解了十几二十年前老教授们说的话。作为没有什么家学传承的娃来说，或许我们接触夫子的著作都是从语文课本那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开始的。接下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确实很有道理。至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也是有道理的。
从此自己就觉得，俺是学过《论语》的，俺要做君子。这个逻辑没毛病，确实也达到了语文课本要让学生学习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的效用。坏就坏在“俺是学过《论语》的，俺要做君子”这句话，确实自己就信以为真这就是《论语》以至于儒家的关键思想，确实自己觉得要和圣人看齐，确实没有亲朋好友棒喝一声“你个傻子”。
实际上，我不是不知道，还有四书五经这玩意，但是一翻开这么些古文，立马就两眼一昏，进入了接近睡眠的状态。当是时，我只是觉得君子是一个好的称呼，总比他的对立面小人好吧，于是在作文里头时不时加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然而，这确实能让自己的作文加分，但是我总不明白，为什么君子喝水而小人喝酒呢？所以，我认为自己不合适念文科，一头栽进了理科里，毕竟数理化比较容易，有个明确的结果，能验证对错。
其实，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出一些大言不惭、大而不当的话。只不过周围的人，可能也是李鬼，即便偶然人群中有一个李逵，他也觉得见怪不怪了，跳出来的话说不定大家指着李逵骂李鬼。如果当年能有人，帮我戳破这个信息茧房，我想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阳明心学中的“心即理”，大概就是我想的就是对的，毕竟我不是空想的，不是有私心的，是有点道理的，最重要的是一根筋的。
其实，我的孩子很像我，也爱读书，也爱琢磨，也爱跟我说一些他的感悟。我没有选择去夸奖和鼓励他，而是告诉他想错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因为我真的不想让他再钻进那个，曾经束缚了我许多年的茧房。
矛盾的平常心
我们经常说的“平常心”，其实个复杂的矛盾体。
高压力会导致紧张，紧张会导致发挥失常，而一旦在某一次重要竞技中发挥失常，下一次机会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甚或再也不会有机会了。只有在生死搏杀面前渊渟岳峙、气定神闲、视死如归、临凶若吉，以应对平常事物的心态从容处之，将得失荣辱置之度外，这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真实实力。
然而真正具有平常心的人不可能选择高压力、高风险的职业，显然他们更乐于接受校园里闲适的教职，或者考取公务员或事业编制，而职业竞技和金融领域注定是冒险家的天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职业运动员在全年无休的日常训练里恪守“敢拼才会赢”的人生信条，却唯独在重大比赛的当天能像换衣服一样给自己换上一份平常心。
那些云淡风轻、与世无争的人只会守着他们那无时不在的平常心滑落到社会的底层。如果仅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很多时候乐观情绪会比悲观情绪更容易将我们引向负面的结果，因为前者会使我们丧失动力和审慎。
当你刻意求胜，太在乎事情的结果，因而想要培养平常心以增加成功概率的时候，你显然是在做一件南辕北辙的荒唐事，你所刻意培养的平常心从一开始就已经不是平常心，而是成败之心了。
读书为了什么？
这是一个很老旧的话题。古人也天天问这个问题，当然是为了做圣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者看来，这些都是标准意义上的小人行径，为君子所不齿。“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之学的本质只有一条，即体认天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追寻唯一的终极真理，而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那都是次一级的目标。
然而，有了科举这个指挥棒之后，读书便成为了当官的一个工具和敲门砖。科举确实为国家治理开辟了一条新路，为打破阶级固化，尤其是让除了皇族和贵族之外的人也能有机会参与游戏获得权力。王阳明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儒家学术早已沦为从书本到书本的死知识。大家读圣贤书不是为了学圣贤、做圣贤，而是为了考中科举，从此跻身官僚阶层，尽情享受由这些死知识带来的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少年王阳明讲出读书做圣贤的志向时才会被人哂笑，原本光明正大、不言而喻的道理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只会显得荒唐，而荒唐的、应受到哂笑的本该是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人的天性就是追名逐利的，这是写在每个人身上的核心密码，无论如何也涂改不掉。当圣贤书成为通往名利场的门径时，也就意味着人们对“淡泊名利”的知识愈精通，就愈容易在名利场中赢得一席之地；换言之，“淡泊名利”的知识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利器，圣贤书自然会变了味道，而那些对“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巧诈的生存策略最游刃有余的人，亦即那些最没有操守的人，才最容易攀爬到名利场的塔尖，成为万人瞩目的现实意义上的人生赢家。
可怕的朱重九
作者说道，明代初年做官非但是第一等的高危职业，并且侮辱时刻与杀机相伴。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在反元战争中以帮派手段统御军队，于是使明代的政治风气充满了帮派色彩，士大夫形同黑帮马仔，其地位与尊严至此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反观前朝，周代的封建格局、汉代的贵族习气、唐代的门阀传统，都和明太祖的帮派习气完全不一样。以往，读书人至少可以不求仕进，以隐逸生涯优游卒岁，朝廷一般并不刁难这些“非暴力不合作”分子，要么给以礼聘，要么给以优容。然而强横的明太祖只奉行简单粗暴的斗争哲学：凡不肯归附我的，都是我的敌人。
读书人的仕进与否忽然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生观意义上的取舍偏好问题，而变成一个严峻的、事关政治站队的生死攸关的问题；隐士们非但不再是“王教之助”，甚至连“非暴力不合作分子”都算不得，而变身为彻头彻尾的“反动派”。纵使庄子复生，怕也做不了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在远离尘嚣的泥潭里自由打滚了。
谁是君子？
《论语》是读书人极初级的功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更是每个读书人自幼熟诵的名言，含义也很明白晓畅，道理更是和日常生活高度贴合的。对现代读者而言，可能产生隔阂的是，君子与小人的本义并不具有道德色彩。
君子，顾名思义，是指封君之子，源于周代的封建制度，凡君子皆贵族；小人是指平民百姓，凡贩夫走卒之辈皆小人。
小人生计艰难，教育程度低下，文明规范（礼）与精神追求（道）都和他们无缘。在君子眼里，小人大约就是动物一般的存在——历代士大夫将百姓比作子女，这是等而上之的说法，等而下之是比百姓为六畜，比官吏为牧者。
君子一般不愁吃穿，有着不劳而获的政治特权，所以关注点更容易转向精神层面。一般而言，让小人做事很容易，只要报酬优渥，但是，若想说服君子做什么，是没办法用报酬来打动他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晓之以义，让他晓得这实在是他义不容辞的事情。
随着封建体制的瓦解，即孔子所谓之“礼崩乐坏”，君子与小人越发变成纯粹的道德标签了。一个赤贫的人，譬如颜渊，也可以因其道德操守而成为君子；一个显达的人，譬如秦桧，也可以因其卑污的用心而成为小人。
儒家门徒，无论从何种意义而言，都应该是道德意义上的君子，即只能“喻于义”而绝不可以“喻于利”，但科举制度偏偏使儒学成为通往功名利禄的第一捷径，这就强化了世道人心当中的一种虚伪态度：为了“喻于利”，必须在表面上装出“喻于义”的样子，“义”装得越逼真，“利”得的就越丰厚。
儒法之争
在中国历史上，儒法之争绵延两千余年，其实质无非是义利之争。儒家是原则导向型，以仁义为第一原则，只讲仁义而不计成败，如果真的取得了成功，那也只被看作一种良性的副产品，倘若不幸失败，也无非是求仁得仁、舍生取义。法家则是目标导向型，实现目标是最重要的，没人在意你通过怎样的手段。
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坚定认为所谓“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传习录·下》），显赫事功只是他坚守“迂腐”的副产品罢了。换言之，在王阳明的一生中，令人钦羡的事功并不是他的追求，恰恰相反，他是追求做儒家圣人的，而对事功的汲汲追求纯属对“圣人”二字的亵渎。
儒家政治强调礼义。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统治阶层）对后者相对无感，小人（庶民阶层）对前者相对无感；如果刑罚所击中的是君子的疼痛感与小人的羞耻感，那么这样的刑罚无论其是否公平、是否合乎道德准则，首先就因为缺乏实质意义上的功效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如何养之、富之，这倒不如想象中那样困难。儒、法两家都相信百姓的生活福祉取决于统治者的管理水平，然而事实上，经济发展往往不是统治者“管得好”的结果，而是“放任不管”的结果。道家早早看到了经济规律的这一真谛，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纲领，政府不要干涉民间，只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惩罚一下坏人坏事也就够了。
法家精神彻底败坏了道德风气
君子在意的是脸面，是那些在小人看来毫无实际益处的虚名。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为人生观的人无法理解“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惩罚君子，适度地使他知羞即可，永远不可不留余地地剥夺他的尊严。在汉朝人看来，秦朝就是一个完美的反面范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精神彻底败坏了道德风气；王公大臣和庶民百姓接受同样的刑罚，以至于前者的道德操守迅速降低到后者的程度。
汉代将这一问题分析得最为透彻的莫过于贾谊，他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
-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具备稳定而繁复的层级结构。社会阶层愈多，底层和上层的间距愈大，上层就越发体现出尊贵感，下层就越发萌生出敬畏心。
- 对于由上至下的各个社会阶层，约束手段是从礼到法的过渡，较高的社会等级理当享有较多的政治特权，如此整个社会的尊卑秩序才不会紊乱。
儒家推崇的是宗法亲情模式，不喜欢冷冰冰的、毫无弹性的法律条文。儒家所谓“教之”，是如父母教育孩子那样。平民百姓无知无识，是一种介于人类和禽兽之间的物种（小孩子其实正是这样），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他们文明开化，才能使他们耻于作恶而一心向善；不教他们如何打官司，而教他们不去打官司。以实际情形言之，只有剿灭了他们的“心中贼”，他们就算再怎么忍饥挨饿受压迫，也不会去做“山中贼”了。
我要做个好人！
儒家看待人生，明确区分出何为人事、何为天命。你做不做一个好人，这属于人事，是你自己完全可控的。倘若你偏偏要去为恶，或者懦弱地向邪恶妥协，这怨不得旁人，只怪你自己事理不明、意志不坚。但你做了一辈子好人，也许有福禄寿考、妻荣子贵，也许从来得不到好报，一生经历坎坷偃蹇，这都属于天命，不是你个人可以把控的。做好人并不一定会得到好报，做好人也不应该是为了得到好报，无论境况是好是坏，你都应该做一个好人。
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非常苛刻的道德要求，幸而古人开明，只要求君子，不要求小人，即只要求士大夫，不要求老百姓。
小人的生存法则是功利主义，只有确切知道善有善报的时候，他们才会积极行善；君子相反，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格物致知
朱熹为“格物致知”所做的注释是：
致，推极也。知，尤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尤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通俗以言之，所谓格物，就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探索事物的终极原理；所谓致知，就是将已经通过格物获得的知识向外类推，触类旁通，渐次由一事一物背后的终极原理而掌握万事万物的终极规律，达到一种近乎无所不知的境界。朱熹将格物比作吃果子，先剥掉果皮，再吃掉果肉，最后把中间的果核咬破，这才能晓得这只果子的全部味道。如果只吃掉果肉，却没有咬破果核，这就不能算作对这只果子有了完整的认知。
科学精神的东方版本？
看起来，格物致知有点像西方的科学精神，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儒家还是一如既往地并不关心科学，一切貌似带有科学色彩的理论都不过是为了政治哲学或人生哲学寻找终极依据而已。其实我们可以问第二个问题了：孔子为什么没做这样的事呢，难道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建造一座空中楼阁吗？
熊逸认为孔子确实不曾意识到这个问题。以今天的概念来看，孔子是一个政治理论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他的理论虽然成为后来许多哲学流派的源头，但他本人对哲学问题毫无兴趣，连最低限度的一点关心都不曾有过。他所关心的问题可以一言以蔽之，即怎样建设一个好社会。孔子解决问题的理路也很清晰，可以归纳为四个步骤：
- 最好的社会莫过于稳定、祥和的社会。
- 稳定、祥和的社会需要人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
- 周公曾经开创过这样的社会，只是现在衰败了。
- 所以必须恢复周公订立的社会制度。
孔子一切的礼仪教育、文化修养教育以及生活做派，都是围绕着上述这个理路的。所以孔子对鬼神和宗教并不以为然，他只是认为崇拜鬼神的仪式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对维系社会稳定大有裨益。
终极问题
随着礼崩乐坏，封建社会解体，社会阶层由稳定沦为无序。稳定感的丧失注定宗教需求的增多，兼之传统的宗族聚居被集权政府硬生生变成了编户齐民，这真是雪上加霜。大批儒家知识分子既渴望找到宗教寄托，又不屑于改弦易辙，投身到佛教、道教那些“邪门歪道”里去，顺理成章的办法就是为儒家义理寻求终极依据。
终极依据有着双重意义：对个人而言，它是宗教性的真理，可以使人充分信赖；对社会而言，它意味着儒家“好社会”的模型是唯一正确的模型，不容任何质疑。只要坚信真理在握，一个人就可以无怨无悔、一往无前，而这正是任何政治学与社会学都很难解决的问题。
儒家后继者们绝不愿意接受罗生门式的局面，他们必须为儒家鼓吹的好社会找到终极答案。因其终极，所以是唯一的；因其终极，所以是永恒的。所以早在汉代，董仲舒便提出了“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极著名的命题，但儒家的大道究竟是怎么出于天的，翔实周密的论证工作就要等到宋代的理学大师们来完成了。
什么是天理？
从北宋理学先驱周敦颐到南宋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宇宙生成论终于形成了一个定本。据朱熹的说法，
宇宙原本一片混沌，只是阴阳之气，阴阳之气就像一个磨盘，不断旋转，旋转的过程中会甩出去一些气，这些气有清有浊，有轻有重，清而轻者上升为天，浊而重者凝结为地，宇宙就这样生成了。
宇宙生成之初，只生成了水和火这两种东西。火向上飞，凝成了日月星辰，水向下沉，水中最浊最重的部分凝成了地。这是可以看到证据的：只要登高远眺，就会看到群山峰峦都呈现出波浪一样的形状，显然原本都是水，只不知什么时候凝结住了。所以大地、群山原本都应该是软的，只是后来变硬了而已。
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基本的元素。所谓阴阳之气，并不是有阴气和阳气两种东西，气只是一种，静时为阴，动时为阳。气究竟为什么会动？那是因为有一种无形无质的东西在推动它，这个推动者就是理，或称天理、太极、道、性。
如果套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气就是质料因，理就是形式因，而套用牛顿的说法，理就是“第一推动”，扮演着上帝的角色。朱熹的天理很像牛顿的上帝，它既是宇宙的创造者，又是宇宙内一切规则的制定者。只要顺应这个规则，便会一切顺遂，反之则会步履维艰。朱熹对理的论证过程堪称“极广大而尽精微”，简言之，理派生出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在被理派生出来之后，又莫不蕴含着本源之理。
推而广之才是要义
那么格物致知的意义并不在于深入探究客观世界的真相，而在于从身边细微的事物开始，认识它们所蕴含的分殊之理，然后触类旁通，推而广之，认识到那个终极的天理。
在认识到终极天理之后，一个人自然会发现原来儒家古圣先贤所教导的那些仁义礼智、三纲五常都是天理的完美体现，都是颠扑不破、毋庸置疑的真理。人人遵行天理做事，好社会自然就会成形。
格竹子去
理论上说，既然每一细微的事物都蕴含有完整的天理，那么只要格一朵花或一片叶就足以认识全部的宇宙与人生了。但人的认识能力毕竟有限，所以朱熹给出的方法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日积月累，触类旁通，最后由量变而质变，豁然开朗。
既然这是一条明确有方法可依的成圣之路，跃跃欲试的王阳明就约起一位同样跃跃欲试的钱姓朋友，既然父亲的官署里种了许多竹子，那就从亭前的竹子格起吧。两个人的起跑竟然有先有后，钱姓朋友抢了先，对着竹子冥思苦想、殚精竭虑，如是者一连三日，结果劳神成疾，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倘若朱熹真的教人这样格物，儒家还有几个人能幸存到明朝呢？王阳明显然也想到过这一层，但他的解释是，大家只是表面上尊奉朱熹，但没有人真正按照朱熹给出的方法去做。接下来的话是，他自己曾经和朋友真的做过，做不通，所以证明了朱熹的方法不对。
王阳明认真遵循朱熹的教诲，循序读书，收获果然不同以往，只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意即认知主体（我）和认知客体（物）始终处在分离的状态，不能融汇，这令二十七岁的王阳明非常不能接受。
用朱熹的方法格竹子确实能够格出一些生物学上的客观知识，但确实格不出任何道德意义来。而王阳明是从纯然的道德意义上理解朱熹版格物致知的，格竹子竟然格不出道德的所以然来，这当然会让他恼火。
合一
在我们的常识里，知与行显然是两件事情，孰易孰难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绝不可以一概而论。譬如戒烟、减肥，都属于知易行难；一台复杂的机器出了故障，也许只须拧一颗螺丝就可以解决，但到底要拧哪颗螺丝，只有行家里手才能认准，这就属于知难行易。
倘若问一个苹果是什么味道？用朱熹的办法（“知在我，理在物”），探知苹果是酸是甜的能力在我这里，苹果的味道在苹果那里，我要想知道苹果的味道，就要把我的认知能力用在苹果这个认知对象上，总不成苹果的味道就潜伏在我的心里，我只能从心里去发掘苹果的味道吧？
所以在王阳明那里，判断何为知行分离、何为知行合一，最要紧的指标其实是“立志”。只要志向坚定，有百折不挠的决心，那么哪怕一个人只读书、不实践，我们也不该说他知而不行，而是会晓得他现在读书一定是在为将来的实践做充足的准备，所以他现在读书与将来的实践是合二为一的，这就是知行合。
王阳明有过“格竹子”失败的体验，如果像朱熹说的那样，万事万物皆蕴含天理，这就相当于“至善”要到我心之外的万事万物上去寻。这完全搞错了方向，因为道德不可能是外在的，而只能是内在的，所谓至善，只在自己的心里，是“心之本体”。
如果天理就是至善的话，那么以今天的知识来看，善恶只是人类社会的伦理观念，是由风俗形成的，而且善恶的标准总是因时因地而异，所以在竹子之类的东西上肯定找不出善的成分。同样，善恶也不在我们的心里，不是我们的先天特质，而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在潜移默化中灌输给我们的。所以，探究善恶问题，只能从社会结构上着手，借助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手段。
王阳明所谓的天理，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社会习俗内化在我们心中的行为守则。
朱熹vs王阳明
朱熹训“格”为“至”，“格物”的意思因此就是“穷至事物之理”，即穷究事物背后的终极原理。
王阳明所宣讲的“格物”理路是，人心具备全部的天理，即具备十足的“至善”，只不过被不同程度的人欲遮蔽住了，所以只要时刻留意，刚有人欲闪现就把它扼杀，久而久之，人欲就被清理净尽，天理或“至善”便会完全显露出来。
王阳明后来常用镜子来做比喻：我们的心天生就是一面明镜，只是被尘土遮蔽了光明，而朱熹版的格物说只是教人在“照”上用功，拿这面镜子东照一物、西照一物，殊不知镜子本身又脏又锈，再努力又能照出什么？正确的格物方法是在“磨”上用功，一点点清理灰尘和锈迹，使镜子恢复光彩照人的本来面目。这一面无瑕的镜子，也就是心之本体。
王阳明的理路是，我们心中一切的纷扰和焦虑归根结底都是患得患失造成的，总有一些事情在我们心头盘桓不去，让我们费尽思前想后的功夫；推想患得患失的原委，无非是功利意识作祟罢了，换言之，都是“人欲”这种不道德的因素造成的，那就让我们在静坐中“狠斗‘私’字一闪念”，把每一个发自“人欲”的念头坚决扼杀在摇篮中；于是我们的心就像一面积满灰尘的镜子被一点点擦拭干净一样，终于恢复本来面目，那就是纯然天理的光明状态；保持这种状态的话，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从容应对，因为天理会自然而然地指导我们每一次待人接物，从此再不会患得患失了；而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都像明镜前晃过的事物一样，来时被明镜如实地映照，去后不会在镜面上镌下任何痕迹。
简言之，朱熹所谓格物致知，我们可以想象牛顿格苹果这个物而致万有引力之知，而王阳明所谓格物致知是格去心里的坏念头而致良知。
结语
儒家一直有实用主义传统，学习为的是“经世致用”，文章为的是“有补于世”，文采的意义仅在于“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必须为内容服务，不能搞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这与西方源自古希腊的哲学传统恰恰背道而驰，后者追求无用而纯粹的爱智之学。所以到晚清积贫积弱的时候，王国维认为西方追求无用之学，结果无用促成大用，中国太强调有用，所以格局太小，流于下乘，所以他自己的治学之路就是从西方哲学开始的。
今日恰好到了阳明故地，这也算是致敬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