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严格说来，这是我 2025 年读完的第一本书。可读书笔记一直没写，一来工作忙，二来总觉得没想好该怎么下笔，就这样一拖再拖。欠下的账终归要还，现在补一笔，也还不算太晚。
这是李开元先生的作品。能把严肃的历史考证写成节奏紧凑、细节缜密的“侦探小说”，这样的学者，确实不多见。
不可沽名学霸王–《楚亡》
“霸王”这个词，在我们的文化里几乎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大家心照不宣地把它和项羽划上等号。至于这个称呼究竟是褒是贬，历来莫衷一是，还得看语境、看场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心目中的项羽，只是个脾气倔强的首领：不肯认输，不愿低头，“再来一把又如何”？现在回头看，当初能这样想，真是幼稚。
尤其是后来读了李开元先生写秦汉那些书，又翻了易中天先生的《品人录》，我才算对项羽这个人，有了比课本多那么一点点的认识。
孤勇者的远影
小时候，只知道“楚汉相争”，只知道“乌江自刎”，只知道有一匹乌骓马和一位虞美人。刘邦在很多通俗讲法里几乎被塑造成“流氓头子”，于是我也顺手做了个非常省事的二分法：项羽大概是因为太仁慈、又太骄傲，最后敌不过流氓。于是心里自然多了一点叹息和悲悯。
反正，历史课本也讲不了几个故事，大人也没时间讲故事——时间是一方面，不太了解才是重点。偏见像一座大山，横在中间。以至于我自己写作文时，总爱不由自主地感叹：又一位文化人被大流氓逼死，落魄收场。
现在想想，真是丢死人了。
这两年，陈奕迅为《王者荣耀》唱的《孤勇者》，我一听就老想到项羽，简直像他的主题曲，连歌名都贴合得过分。易中天先生在《品人录》里说，项羽有四条致命的弱点：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小家子气和小心眼。
带着这四条“说明书”再去读李开元先生的《楚亡》，整个人的感受就有点复杂了——书里把项羽这些性格弱点刻画得非常具象：每一段描写、每一个情节，都能对上号。一次又一次，真正的能人被逼去了刘邦那一边。到最后，楚军阵营里，还能剩下多少“真正的英雄”？
刘邦在打天下的时候，又是另一番做派。他收敛了自己原本的流氓习气，攻入咸阳时一反常态，不抢钱财和女人，成功收拢了秦朝旧部和百姓的心；再加上“牛逼吹不破”的韩信，最终逼得项羽自刎乌江，拿下了中原。
可等到江山坐稳，刘邦又何尝不像换了个壳的项羽？好色、贪财、多疑、杀伐，该有的一样没少。看着看着，就会生出一种很尴尬的感觉：原来我们从小被简化成“好人”“坏人”的那点印象，经不起稍微细看。
历史与信仰
对我们来说，这些人和事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很多事情，即便是当下发生，要完全还原成“上帝视角”都几乎不可能，更别说隔着两千多年。
“刀笔吏”这个词，本来是古代文吏的一个缩影，某种意义上也接近史官的角色。李开元先生既是做学问的人，又是写故事的人，在我眼里多少带着一点古代史官的影子——一边整理材料，一边试着用尽量诚实的方式把人和事写下来。
在《楚亡》的后记里，他写下了自己的初心：
“古来中国人精神的空白，往往由历史填补，千百年来，历史成了中国人的宗教。我们没有圣经而有古典；我们没有神殿而有宗庙；我们没有神的教谕而有历史的教训；我们没有最后的审判而有历史的裁决；我们没有永遭惩罚的地狱，而有遗臭万年的历史耻辱柱；我们没有进入天堂的永恒至福，而有写入青史的千古留名。孔子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在历史的殿堂中接受审判获得位置，成了中国人的来世追求。”
这段话，把很多中国人的精神底色说得很透：我们不太有那种意义上的宗教，却一直拿历史当“裁决”和“教训”。“秉笔直书”，背后不光是职业操守，还有一种对“后世会怎么写我”的本能在场。
与之相对，在希腊、罗马那一边，真正被当成“天理”和“神意”接近的，是那些看上去不会变的东西——几何定理、天体运行、逻辑规则。数学和自然哲学，是通往神圣秩序的正门，推理和证明本身就带着一点宗教意味。至于算账做买卖，在他们眼里不仅算不上高雅，有时还被视为有损灵魂的勾当。这种价值判断一直埋在西方传统里，也就不难理解后来那股对商人、对逐利之人的本能嫌弃了。
这样一东一西，两条路慢慢拉开：我们更习惯在故事里、在人物评价里做“定性”的判断，把历史当镜子；他们更习惯用数字和公式把世界拆开来，试图从规律里接近“神意”。
说到这儿，问题就只好先丢回自己头上：一个自认是中国人的人，如果平时翻历史书的次数，不如刷短视频和购物 App 的次数多，在这些老故事里也懒得照照自己，那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接得上这点“以历史为信仰”的精神衣钵吗？
结语
花了四十年，我才发现，自己在项羽这件事上，一直闹着不大不小的笑话——还挺真诚地闹了很多年。
闹笑话而不自知，其实是最尴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