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每天不到八点，我已经坐在办公室：咖啡冲好，书堆摞起，新的一天像按下播放键一样开始。今天也不例外。整层楼很安静，可能就几个人在。看着杯子里的热气和桌上的书，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做点什么，又好像不太情愿做任何事。
喝一口埃塞的罕贝拉，熟悉的酸香猛地顶上来，鼻腔一酸，连情绪也跟着酸了一下。
我一直很怕宁静和孤独。说到这个，总绕不开在贵州工作的那段往事：咖啡、音乐、酒、电影，能用的都用上了，却驱不散那种令人发毛的安静和孤独。也因此我喜欢星巴克——不是因为它最好喝，而是因为它稳定：轻爵士、来往的人群、外界的喧闹与忙碌，能让我在“别人活着”的声音里确认自己的存在。
贵州的星巴克甚至给过我一种荒诞的首次体验：第一次遇到停电，第一次“对咖啡的需求”被驳回。那不是大事，却构成了一个很不友好的记忆：你以为自己掌握着一点点秩序，结果秩序随时可以不作数。
冷漠是一种保护色–《熊逸书院：政治哲学的巅峰对垒》《通向奴役之路》
前面这些气氛渲染，都是为了进入熊逸的《政治哲学的巅峰对垒》。他用一种极具张力的思辨，把许多我们以为“早就明白”的西方政治哲学问题重新翻出来：人的天性、秩序的来源、精英与大众、自由与干预。
哲学的伟大和尴尬
从源头看，哲学一面是“超脱”，一面是“爱智求真”。这当然是一体两面：为生计发愁的人很难爱智求真，追名逐利的人也很难爱智求真。探究宇宙与人生的本源，对日常生活并没有直接益处——这就是哲学的伟大，也是它的尴尬。
这一段，是为了引出霍布斯的《利维坦》。熊逸提到，当年几乎人人都恨霍布斯——不论政治立场，不论有没有神学背景，不论富人、中产还是穷人，罕见地一致。霍布斯成长于英国，却沉浸在经院哲学传统里（披着神学外衣的哲学），迷恋欧式几何那种演绎法的严密体系；而英国更看重的是归纳法：从大量经验案例里推出普遍规律。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条路径彼此对峙。
放到今天回看，这两种方法都不完备，而且缺陷都很刺眼：演绎法的推导严密，但前提本身往往局限；要突破，只能像黎曼那样，把欧式几何从平面扩到更一般的空间，才能解释更真实的世界。归纳法同样有盲区：它看不见黑天鹅，容易被证伪。
扯远了。回到霍布斯：他是社会契约论的开山者，但他的结论极具争议——人人生而平等，所以反而需要建立一个极权国家，让主权者主宰一切。因为霍布斯对人的天性有极悲观的判断：社会资源的争夺来自竞争、猜疑与荣誉。
- 竞争，是为了抢夺，倾向用暴力奴役；
- 猜疑，是为了自保，担心竞争随时发生；
- 荣誉，是自尊被触犯后对“不公”的反击。
没有一个足够权威的力量让大家慑服，战争就不可避免，契约终将成为空文。
因此，自然状态的人放弃自然权利，通过契约推举主权者、并向之臣服，给他“为所欲为”的权力，本质上是为了换取一个和平生存的环境。契约可以创造主权，征服也可以；胁迫与恐惧并不构成契约失效的理由。霍布斯描绘的“利维坦”是一个“人造的人”：主权是灵魂，公务员是关节，赏罚是神经，人民的安全是事业，公平与法律是理智与意识，和平是健康，动乱是疾病，内战是死亡。
哲学研究之所以需要闲暇与好奇心，也就不难理解了：穷人玩不起；富人即便玩得起，如果不够超脱、心思全在名利上，也玩不来。听起来空，但前几天北京 AGI-next 会议上，Qwen 的负责人说的一段话倒是把这事说得很“现实”——算力富余的人把大量资源投入下一代 research，而捉襟见肘的人几乎只能把算力耗在交付上；穷的时候反而逼着你做 infra 联合优化，富的时候就没有动力。创新往往发生在“富得起试错”的地方，这并非道德判断，而是结构现实。
人类为什么不能像蜜蜂一样和平有序
霍布斯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并列出人类与群居动物的六点差异：
- 人会争名誉与地位，嫉妒、仇恨与战争随之而来，动物不会；
- 群居动物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高度一致，人却常常不一致，快乐甚至来自攀比；
- 动物缺乏理智，感受不到“公共事务需要改进”，人却总觉得自己更聪明，小则纷争，大则战争；
- 动物语言能力有限，不能讲故事也难以颠倒黑白；
- 动物没事就待着，人一闲下来会生事，会过度解读同伴的冒犯；
- 动物协同出自本能，人类协同依赖契约，而契约必须有可慑服的力量保证执行。
所以，即便“为道日损”、文明倒退，也不会倒退成田园牧歌，反而注定回到人人自危的自然状态。
达尔文说“物竞天择”，我们很容易理解种间竞争：羚羊跑慢就会被豹子吃掉。但更难的是种内竞争——我们甚至已经把它当成日常：家长想培养孩子高自尊，可自尊太强又承受不了挫败；既要强悍的竞争意识，又要能坦然接受失败的平常心，别说孩子，成年人也未必做得到。
从生物学看，这是种内竞争；从政治学看，这就是政治问题：有人就有江湖，江湖就有恩怨，而恩怨往往与自尊纠缠在一起。越是在严苛、可控性弱的环境，人越容易向强者靠拢；新旧权力交替之际，霍布斯甚至预言两个主权者之间会爆发“没有底线的战争”。
精英的挥霍？凡人的福利？
斯宾塞主义者认为，精英的挥霍是凡人的福利。当然这里的精英指的是贵族和富人，凡人指向的就是普罗大众。正是精英居高临下的塑造了全社会的审美基调，是他们出于个人享乐的目的带着华彩的奢靡，使得全社会的平民阶层在许久之后慢慢享受到这些奢靡的平价版。
所以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其实传达了更多的意思，而这在我当年读本科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理解的。那位时尚女魔头米兰达，在两条看起来差不多的腰带中做了艰难的选择，穿蓝色毛衣的安迪笑了，我当时也笑了，我的立场和安迪一样，真是没事找事，太作了。现在重新看回台词：
你觉得这事和你无关？你打开你的衣柜，翻出一件——比如就是你现在穿的这件松松垮垮的蓝毛衣，因为你想要告诉全世界，你的人生太重要了，实在没空注意穿着打扮。但你不知道的是，你那件毛衣并不是泛泛而言的蓝色，它不是宝蓝，不是天青蓝，而是天蓝。
你也从来不知道，奥斯卡·德拉伦塔在2002年设计过一整套的天蓝色晚装，然后，我想是伊夫·圣·洛朗，设计出天蓝色的军装款夹克衫，随即就有八位不同的设计师推出了天蓝色的新款，这些款式进入商场专柜，然后渐渐沦落到可怜巴巴的 Casual Corner，然后，毫无疑问，你就是在清仓大甩卖的时候从那里把这件蓝毛衣淘出来的。
你当然不知道，这种蓝色的背后堆积着数千万美元和无数人的无数心血。滑稽的是，你还以为是你自己挑选了这个颜色让自己远离时尚界，真相却是，它是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人帮你从一堆让你感到荒唐的东西中精挑细选出来的。
这段话的意义远远超出电影想要表达的。我们的文明何尝不是如此——地基之下还有地基，脉络的尽头还有脉络。千百年前的思想练习如何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成为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头脑中习焉不察的观念？万里之外的书本里，这只或那只蝴蝶又是如何扇动翅膀，使一点点无形的火花绵绵连连、不绝如缕，忽然成为一场裹挟着我们的无名风暴？我们太多自以为是的取舍与判断，如果探究下去，无非都是安迪身上那件松垮垮的蓝毛衣。只不过，安迪这样的“普通人”意识不到这些而已。
冷漠是一种保护色
时代终归变了。精英社会的余音，我们只能在《唐顿庄园》《一战往事》里追索。平民社会与精英社会往往反其道而行：书店就是例子——普通读者的口味决定出版社的取舍，扉页上不再写给某位精英的献词；所谓“主题书店”究竟是在致敬文化精英，还是在谋求更高的盈利，走到门口基本就能看出来。
波德莱尔所谓的“民主的汹涌浪潮”，其实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向着平民化的方向转变的社会趋势，这是让许多精英人物深恶痛绝的事情。社会变得更公平了，但代价是，距离“美”更遥远了。冷漠只是精英的保护色罢了。公平真有那么重要吗？亚里士多德的名著《政治学》这样讲过：“人们要是其权力足以攫取私利，往往就不惜违反正义。弱者常常渴求平等和正义，强者对于这些无所顾虑。”
公平真有那么重要吗？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得很难听：权力足以攫取私利的人，往往就不惜违反正义；弱者渴求平等与正义，强者对此无所顾虑。不中听，但很稳定——规则多由强者建立并打破，由弱者信守并拘泥。
我们习惯想象精英像蜘蛛侠那样“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以悲天悯人的胸怀同情底层。但这更像普通人的美好期待。劳伦斯那首炫耀优越感的小诗反而更诚实：蒲公英会悲悯蔷薇吗？蛇会悲悯蝴蝶吗？鹪鹩会悲悯美洲鸫吗？劳伦斯会悲悯为他赶马车的墨西哥人吗？多数时候不会。
选择
欣赏安迪，就“不幸地”远离了传统精英的阵营。你也可以站在于尔德和波德莱尔一边，对安迪抱以懒惰和不屑，并且相信，与其将世界交给普罗大众过庸庸碌碌、千篇一律的生活，不如交给有审美、有情趣的纨绔子弟尽情作践。他们越是作践，社会反而越好。换言之，同样一笔钱，与其换成面包分赠给10000个贫困家庭，不如任由王尔德或波德莱尔这样的人在枯燥的夜空中燃放10秒钟的烟火。
因为如果社会是有机体（斯宾塞的比喻），文明的开花结果与后世福利，往往不是面包带来的，而是烟火带来的。我们熟悉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能在这里找到解释：先富带动后富——当然，也会有很多带不动、跟不上的人；强行拖着他们跑，在这套逻辑里被视为“不自然”。
这个逻辑甚至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的诞生，将来桑巴特会告诉我们，少数“纨绔子弟”的奢靡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历史的进程。斯宾塞则会说：“社会有机体是会自行进化的。干预得越少，进化得越好。慈善事业之类的勾当，都在阻挠着自然选择，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恶果。”哈耶克也说过，“通往地狱的台阶是善意铺就的！”
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说道，英国为打击黑奴贸易，建立了40艘战舰且每年军费70万镑，催生了小而快的运奴船，因过度拥挤，黑奴的死亡率上升，更可怕的是会在“紧要关头”，把所有黑奴扔到海里；中世纪的统治者出台法规控制借款利息，结果推高了利息；出台最低工资保障，导致生意转到别处去，四千台机器停工…
教育的目的
故事从英国的《谷物法》开始，立法本意是为了保护本地农民和谷物生产，限制低价农产品进口，后果则是面包涨价了，原本就已经在低工资下勉强维生的城市工人愤怒了，要求加薪。雪上加霜的是，外国政府还制定出报复性的关税政策，增加了英国工业制品的出口成本。于是，英国资本家就会一脸黑线地向工人怒吼：“销量下滑了，你们还喊加薪，有这么欺负人的吗？！”这样一来，就爆发了一场阵营组合很诡异的阶级斗争：资本家发动工人兄弟，大战农场主和农民伯伯，而不是工人和农民联手反抗地主和资本家。这就是英国近代史上声势浩大、旷日持久并且影响深远的“反《谷物法》运动”。
今天我们还常常能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看到那些作为知识精英的政客，身边环绕着由各类知识精英组成的智囊团，依然会揣着明白装糊涂，用各种贸易保护政策来争夺民心，而千千万万读了书、识了字、接受过普及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人民群众依然被这一套。斯宾塞给我们的智慧，乃至出名得多的亚当·斯密给我们的几乎早已成为常识的智慧，在最该生效的时候总是无影无踪。如果斯宾塞的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幕，一定会说：“我早就说过嘛，普及教育根本就没多大用，群众是教育不来的。”
直到现在，教育的目的其实还是那么的不清晰，大众对科学和知识的了解，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浅薄得多。在许多知识精英看来，普及教育带来的大众文化绝不仅仅意味着性征的模糊和消失，而是意味着一切个性的消失。在文明的进程中，精英丧失了领军地位和话语权，眼睁睁看着声势浩大的乌合之众主宰一切，正如互联网云端增长的照片早就淹没了美术馆里的大师名作。每个接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认为自己就是知识精英，因此精英这个词的针对性已经非常模糊了。
在文明的进程中，精英丧失了领军地位和话语权，眼睁睁看着声势浩大的乌合之众主宰一切。斯宾塞当初对普及教育的担忧，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成真了。冈仓天心《茶之书》：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当今人们对艺术作品的表面上的狂热，其实并没有真实的感情基础。在我们这个民主的时代，人们无暇顾及自己的感觉，而是纷纷扰扰地追捧世间普遍认为最好的东西。他们追求的是高价，而不是高雅；他们追求的是流行，而不是美。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比起他们假意推崇的早期意大利或足利时代的巨匠，他们所身处的工业时代的高级产品——花花绿绿的杂志，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加容易消化的艺术享受的食粮。对他们来说，比起作品的质量本身，艺术家的名气更为重要。
正如几个世纪前的一位中国评论家曾经慨叹的那样：“世人用耳朵来评论绘画。”正是真正鉴赏力的缺失，造成了今天仿古作品泛滥的局面。
圣诞节的习俗
虽然我们不过洋节，但圣诞节的商业色彩过于浓厚，使得即便不过似乎也会凑个打折的热闹。其实，今天过圣诞节的这些传统倒并没有多么“历史悠久”。
狄更斯写《圣诞欢歌》的年代，圣诞节在英国并不受重视。工业革命兴起，农耕时代成为往事，大量人口拥挤进伦敦这样的城市，像被利维坦吞进腹中的鱼虾。快节奏工作、微薄薪水、永远求之不得的闲暇，让“过节”几乎从意识里被抹掉。反而是狄更斯这部小说，奠定了1840年之后西方世界庆祝圣诞的形式。
所以，圣诞节本来就是商业社会关于商业和情感结合的产物，我们期待打折的心理，也很符合这个节日的气质。从狄更斯关于守财奴的描写可以发现，在工业文明的大社会里，冷漠是比温情更加行之有效的生存策略。他在生意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及时调整了生存策略——他不是“变得”冷漠了，而是主动“选择”了冷漠。
这有什么不好吗？从某个角度看，它把“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推到极致：每个人都不操别人的心，谁也不指望谁，多清爽。反感守财奴的人，可能只是对人情味还留着一种不合时宜的眷恋。
“看不见的手”支配着这一切：即便每个人彻底冷漠、自私，也不妨碍社会以惊人的速度繁荣。工业革命里的新兴大都会像一个沉默的魔王，轻易毁掉来自旧秩序、毫无设防的好人。
血汗工厂的倒下
利他本能与道德情怀会发挥作用，但不构成核心。任何理性的政府都不希望治下堆着随时能铤而走险的无产者；富人要想安心享福，就必须让穷人不至于作乱。让更多穷人拥有最低生活保障，最好还有一点产业——“有恒产者有恒心”，有了恒产就不舍得去拼命。
对冷酷的资本家也好，对代表富人利益的政府也好，最优解往往是最大限度激发创造力：把人当人用，比把人当牛马或机器用更划算。于是血汗工厂迟早会在自由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并非因为不道德，而是因为经济效能不够高。
奴隶制在鼎盛期的绩效未必更低，只是后劲不足。但从人道主义角度看，“坐等它自然消亡”永远不被允许——哪怕只需要一天，哪怕需要一个世纪。
金融业的原罪
在西方历史里，凡是产生利息的借款，无论高低，都被叫作高利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高利贷“不自然”，因此不道德。他对利息的定义很直接：“钱币所生的钱币。”希腊语里“利息”和“儿子”同词，所以钱生钱仿佛钱生儿子；而金属并无生育天性，于是这就成了“最不合乎自然的事”。
那犹太人为什么偏偏要做被鄙夷的信贷营生？明明可以做贸易、实业、房地产，哪怕赚得不更多，至少能赢得尊重。答案并不复杂：宗教与政治的历史处境让他们饱经欺凌，不愿置办产业，免得一纸政令就被没收。手里有钱既不敢开工厂，也不敢买房置地，更不敢囤积居奇；要赚钱，最合适的就是金融信贷这种“随时可撤退”的行业。所谓“原罪”，很多时候只是被逼出来的选择。
孤立与融汇
斯宾格勒强调文化的孤立性：每种文化在独特环境中成长为自给自足的有机体，不同文化之间即便交流、征服，也不会改变彼此本质。这意味着文化只能在自身内部被理解。
他甚至认为佛教并没有“真正从印度传入中国”，而是印度佛教某些表层因能讨好中国人而被断章取义地接受，从而产生了“中国佛教徒”。相同经文、相同教义、相同象征，但两种心灵各走各路——内涵不可转移。
这并非象牙塔尖的空想，它可以直接指向政治判断：既然文化各不相同、彼此也难真正理解，那么鲁迅式的拿来主义就不一定行得通。放到斯宾格勒的时代，这意味着即便同属西方，德国文化与英美文化也彼此孤立，任何文化移植都可能带来灾难。
结语
碎碎念这么多，其实只是逼自己做一件“想干很久但一直拖着”的事：把脑子里的线头捋一捋。未必能捋清，但至少能看见线头在哪里。
也许变化并不来自某个宏大的结论，而是来自一次次不再逃避那段安静——以及承认：有些冷漠是我们保护色，是我们在利维坦的肚子里，给自己留下的一点点呼吸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