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看完《熊逸书院：政治哲学的巅峰对垒》之后，我立马开始了《熊逸书院：中国思想经典讲稿》的阅读。我以为，不太了解的英美哲学，看书时间长一点是正常的，中国思想经典方面的，阅读时间应该会很快。
很快，我发现自己错了，阅读中国思想经典讲稿这本书，费的时间比英美哲学多得多。或许是因为对西方哲学，了解不多，跟着熊逸环游世界，当然开心，毕竟书中谈到的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听说的。对中国的思想经典，了解得当然会比西方哲学多，知道并不代表了解，当问题相对深刻一点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思路，要说看原文的话，自己是驾驭不了的。或许是因为一知半解的了解，看到熊逸的讲稿，自己就会不断的想起过往的认识，不断地融合和更新自己对相关内容的认识。
往事并不如烟–《熊逸书院：中国思想经典讲稿》
作为一名理工科学生，我的文科素养比较一般，尤其是对传统的思想经典认识，还停留在语文课本里。当然那些只是传统经典的选段和摘录，课文里的句子是理解的，当看到这些选段和句子的上下文之后，好像又看不懂了。熊逸说，这是正常的，因为古文的逻辑和表达，不是按照现代人的思维来的，而是需要结合当时的环境和阶层来解读。比如，诸子百家学说，基本都是说给贵族和君王听的，而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和知识分子。
在尤瓦尔·赫拉利的《智人之上》，他语重心长地和大家一起梳理了，天主教和犹太教的经典是如何诞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年有威望的神父和拉比，通过讨论开会的形式编著了宗教典籍，哪些资料编入大部头，而哪些要舍弃，此后严格按照这些典籍来流传，直到一个宗教上特别有威权的人，说改就改，然后继续成为经典传颂。
当我阅读熊逸的这本书的时候，他给整理了每一本的中国思想的经典到底是如何来的，是本人编著还是集体研讨，亦或是后人帮忙写的。如果从这个层面来重新梳理一下我们熟悉的四书五经，宋明理学，原来那些经典里讲述得莫名其妙又矛盾重重的观点，是可以很好地解释的。仍记得，在《大明王朝1566》的电视剧有一句台词，是浙直总督胡宗宪教训部下的
圣人的书，都是给人看的，拿来办事，百无一用。
乍一听，似乎很出格，但是倘若你跟着熊逸回到宋明时期，儒家因为对人死之后会怎么样的终极问题没有很好的切入点，在面对外来的佛学文化的思想交锋中连连败退。朱熹用一个理学的形式重新归拢传统的儒学，让它能够应付思想交锋，所以引入了太极的概念，借助于道家关于气的学说，重新解释了儒学典籍，并提出“格物致知”的道理，最重要是编著了科举考试的统一教材和规范了意识形态。
所以读书人读书，是为了功名，考了试，做了官，要么变成老学究，维护典籍传承；要么就放弃经典，彻底放飞。小时候，我很迷惑为什么叫“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数学的内容，要是不懂，一辈子都不可能懂，自见是不可能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如果不是衣食无忧，谁能做到不求甚解？只有贵族和王族，能做到吧。
回归初心
当时间回到那个文明的轴心时代，全世界的人都没有闲着，巴比伦建通天塔，梭伦为雅典立法，伊索讲述他的寓言，印度人民开始相信六道轮回的理念，埃及人忙着开凿大运河，罗马变身共和国，希腊哲学家开始探索世界本源，佛陀开始思考如何让人摆脱苦难，耶路撒冷重建的神殿仿佛找到了一个新的答案。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无论当时孔子是不是最明亮的一颗学术新星，至少2000年后，大家都觉得应该是。
2000余年后，我们翻看诸子百家的作品，总是先看到它们的标签，“儒家”，讲究礼法和人情，一切都为了维持秩序；“法家”，讲究规则，没有人能逃脱规则的约束，除了帝王本人，不讲人情…当我们再问一句，为什么古人这么顽愚不化，这么落后，就不能兼容并蓄吗？其实，当我们在2000余年后能看到的所谓经典，都是当年给各个国家带来成功的理论，不然早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了，而诸子百家的言语，只对君王说，只对未来有可能当君王的人说，根本没有考虑其他人。
万维钢在他的精英日课的发刊词中，给出了自己区分“精英”和“普通人”的方法，其中一个就是前者注重个人选择和自由，而后者认为别人应该和自己一样（喜欢有限的个人选择和有限的自由）。如果觉得有点扎心，大可回到孔子周游列国时候，看看他奔走呼号的到底是什么？继而可以给出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由。
合伙人和职业经理人
周朝的封建制，像是今天的合伙人制度；秦朝的郡县制，像是今天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如果是这么打比方，关于历史故事和经典典籍的理解，其实就会容易多了，如果不明白就看看想想当下商战的故事，或者影视剧。
回到周朝的时候，周天子将国土分封亲戚、子弟和功臣，所以治国的都是亲戚，所以特别强调亲戚间的关系要处好，最重要的一点的，是要划分清楚好宗族等级关系，严禁违犯，孔夫子作为周朝的礼官，对这套制度特别的熟悉，所以在儒学的表现形式里，维持礼数是头等大事。这就是孔子一直想推行的“克己复礼”。秦始皇，不吃这一套，统一六国，切除异姓姻亲的关系，是完全颠覆了周朝亲戚、功臣管理国土的模式，而是建立了中央集权，采用严苛的法令来治国。
关于谁效忠谁这个事情，封建制的周朝坚持的是“主子的主子不是我主子，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各效忠各的，越级是大忌；郡县制的秦朝说的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都是我的，都听我的。
在封建社会里，凡有封地的都叫“君”，“君”的儿子叫做“君子”；诸侯不论级别，都叫“公”，他的儿子叫“公子”，他的孙子叫“公孙”。在周易里，贵族统称“君子”，也有称“大人”的，平民统称“小人”。君子只能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情，不能有任何一个所谓的“专业”，至于音乐、建筑和写作这些事情，是“小人”的专业。
秦朝时候，除了没有封建制，而且原来的宗族和近臣之间像亲戚一样治国的方式彻底终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法就没了着落。刘邦建立汉朝后，采用了封建加中央集权的方式来治理，所以一轮又一轮地把儒家搬出来，借着礼学管理近亲，用着法度来管理平民，这种做法贯穿后面2000余年。
法家看不起儒家，因为他关心的是富强；儒家看不起法家，因为他关心的是和谐。熊逸举了个例子说，儒家开的是营养液，为了让病人康复，法家开的是壮阳剂，为的是让病人“能行”，病人康复后能不能行，儒家不关心，病人“能行”后健不健康，法家不关心。
爱智求真：关于有用和靠谱
《庄子》是一本心灵鸡汤，如果接受得很轻松的时候，估计你最近不太顺，所以你特别接受那些能宽慰自己的道理；当飞黄腾达的时候，你又看不上这些道理。一个人会接受什么样的哲学观点，往往和他当下的处境相关联。庄子本人是一个人生的输家，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所以他看不惯他的时代，长发牢骚，对成功人士用尽尖酸刻薄之话，其实更像现在的杠精和键盘侠。
对于儒家来说，能维持“礼数”，最重要的就是等级和名分。在儒家眼里，“众生平等”和“礼崩乐坏”是一个道理，因为没有分别心，在儒家的体系里，社会就无法存在了，因为这样会激发大家的欲望，社会就很难按照既定的安排去运转。
熊逸归纳了几个原因，一是政治维稳的需要：防止权力争夺；二是儒家强调的“仁爱”，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博爱，而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等差之爱”；三是礼仪即秩序：通过繁琐细节强化认同；四是“以礼自防”：作为人际关系的缓冲区。
然而，在《国语》里，周襄王是破坏“礼”的，做事只从眼前利益着想，“礼”如果阻碍了利益，那么他就无视“礼”，当“礼”可以带来利益的时候，那就换了一个腔调了。至于王阳明，为什么总说朱熹不对，因为他真的去尝试“格物”，还病了一场，所以醒悟了。
有用其实和可靠，往往不搭界。追求可靠的知识，这是极少数象牙塔里的学者爱做的事情，至于芸芸众生应对现实生活，只会追求“有用”的知识，然后自欺欺人地把有用等同于可靠。
结语
往事并不如烟，了解经典的背景和来源，会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经典，解开自己的迷惑，不会轻易地被片面的解读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