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当我看完这本书，想整理读书笔记的时候，遇到了为文稿起名字的难题。我翻来翻去这本不算厚的小书，总是无法起一个亮堂堂的、朗朗上口的、又能准确描述心中感悟的标题。
难，真的是难。大一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借过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看到这本书又薄、文字又少，心中窃喜，以为很快便能看完。我想亲眼看看，当年陈寅恪究竟为何要在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上刻下那样的话——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书翻完了。那时的我，既无文学修养，又无哲学底子，只能怏怏而归——真的看不懂。
从人间说起–《熊逸书院：<人间词话>的哲学基础》
多年后，当我翻开熊逸这本解读《人间词话》的小书，才恍然明白：短短几句词话之中，竟藏着叔本华与康德哲学的诸多脉络。没有西方哲学的底子，同样一句话、一个词，理解便会天壤之别。那年在图书馆的怅然若失，原来并非懒惰，而是少了一把钥匙。
留学经历与“赢”
王国维在写《人间词》与《人间词话》之时，正沉浸于康德、尼采、叔本华的哲学世界，痴迷于人生、伦理与美学这类根本性的人性追问。更巧的是，先生早年还写过一篇《人间嗜好之研究》，熊逸便以此为切入点，一步步进入王国维的思想腹地。
所谓”人间词话”，通俗而言，不过是”人的词话”。书中许多核心观点，皆可溯源至这篇嗜好研究的小文。食色性也，为满足欲望便须工作；而许多工作带来的，是一种消极的苦痛——它违背了内心的自然天性，全然不包含快乐的成分。人的嗜好，正是为了消遣，为了从这种苦痛中暂时出逃。
然而出逃之后呢？当人们满足了基本的食色需求（生活之欲），便自然滋生出更深的渴望——势力之欲，也就是想让自己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超越他人。
生活之欲是”要活”，势力之欲是”要赢”。势力，正是王国维对英文Power的译法。世人多以为求财是俗、下棋是雅，先生却不以为然。求财因涉及他人，尚有顾忌与伪装；下棋则不同，人在棋盘前会将极端的利己主义展露无遗，平日挂在嘴边的仁爱，往往抛诸脑后。
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与奢侈品，本质上不过是”赢”的另一种形式。越是占有稀缺资源的人，越容易在炫耀性消费中获得满足。人在弱小时，最在意的是”别人有了，我也得有”；人在变强后，念头便悄然转变为”别人有的，我偏不要”。由此可见，价值从来是主观的，绝无客观标准；商品的价格依赖供求而非成本；即便物质极大丰富，人依旧无法真正满足，竞争依旧不会消失。这不是悲观，这是人性。
“赢”作为势力之欲的外化，先生认为对美学同样至关重要。观戏时的酣畅淋漓，本质上是一种优越感的满足——你在台下，你比台上的人更安全、更自由。所以，当局者心态，人生是悲剧；看戏者心态，人生便是喜剧。先生由此进一步指出，文学艺术与下棋一样，都是一种打破现实关系与束缚的精神游戏。正因如此，先生格外看重一个”真”字——创作须出于真情实感，不加掩饰，不事雕琢。这也是他尤为推崇北宋和五代词的缘由。
到这里，或许才算对《人间词话》有了粗浅却真实的触碰。哲学与认识向来需要思辨，陈寅恪所说的”时而不章、时而可商”，正是在提醒我们：学术著作可能因时代局限而暂时不被理解，观点也可能在后人的讨论中被修正乃至推翻。这并不是对先生的贬低，恰恰相反，这才是对一位思想者最诚实的致敬。
王国维之所以要用西方哲学的底子来重新审视中国词学，是因为他不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浅见，主张学习西方文化须从哲学根基处起步。这一点，与陈寅恪的那段碑文遥遥呼应——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来不分中西。
虽写实家，亦理想家
先生这句话，乍看费解，要理解它，须从柏拉图说起。idealism在西方哲学中可指柏拉图的理念论，也可指唯心主义，在文学语境下则是理想主义；materialism既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也是日常语境中的物质主义。同一个词，站在不同的哲学传统下，意涵迥异。
西方哲学体系中，对物质主义天然带有偏见——它意味着一个人只追求物欲享受，全然不顾道德与精神的滋养。柏拉图在《斐多》中说，当你爱上一个人，陷入爱的痴迷与肉欲的渴望，这意味着你从恋人身上捕捉到了”美的理念”的某些痕迹；你的灵魂因此苏醒，回忆起诸天之外曾经见过的东西——那非物质的、永恒的、完美的构想。换句话说，真正的美不藏在现实经验里，而在更高的理念世界中。我们在人间积累的种种阅历，不过是那个永恒世界投下的模糊倒影——阅历越多，未必离真实越近，有时反而是一种遮蔽。文学正可借鉴这条路径：由现实之物触发深处的回忆，引领人进入理念的世界。这，便是先生所说的”虽写实家，亦理想家”。
“形而上学”，是日本学者对metaphysics的译法，说的正是这类比物理世界更根本的追问——存在是什么，实体是什么，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中国人对这个词印象多半不太好，大概因为我们早早接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由黑格尔传承而来——黑格尔眼中的形而上学，是教条的、机械的、片面的。然而形而上学真正想问的，其实是一件很朴素的事：在我们肉眼所见的世界背后，有没有一个更真实的东西？而柏拉图的答案，已经埋在上面那段话里了。
叔本华继承了柏拉图对阅历的怀疑，并把它带进了文学批评。他把诗人分成”客观之诗人”和”主观之诗人”：客观诗人阅历丰富，擅长描摹外部世界；主观诗人阅历尚浅，写的更多是自己内心的感受。在叔本华看来，越客观的作品越能触达人类的普遍共鸣，客观诗人天然更高一筹。
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影响，却在这一点上选择了不同意。他的理由很简单：李煜。李煜的词，短短几十字，写的不过是一个亡国之君的私人悲怆，却能穿越千年，让素不相识的人读来心头一颤。这样的作品，怎么能说比客观诗人的鸿篇巨著低一级？先生由此认为，客观与主观之间并无高下，一首小词的重量，未必轻于百万字的长篇。
当一件艺术品——具体些说，一首词——将我们猝然带入审美的直观，我们便在那一刻离开了被时间、空间与因果律所束缚的现实世界，摆脱了意志的驱役，陶醉于理念之境。这，便是先生说的”境界”。
结语
熊逸在书的结尾说，知识的天空下，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但井口的大小和拓展井口的欲望，造就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书，其实并不好读。尤其听说《人间词话》是中学生必读书目之一，我不免有些担忧——若只是走马观花地翻过，恐怕不仅无益，反而会让人误以为自己已经懂了。真正的阅读，是一场缓慢的穿越。
希望年轻人能早一点拿到那把钥匙，穿过岁月的迷雾，与王国维和陈寅恪先生，做一场真正的跨越时空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