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因为五一假期要去黄山和景德镇的缘故，在单位旁边的小图书馆看到了《景德镇传》这本书，觉得真的很应景，于是便把它借了下来。
在我们动身出发去旅游之前，我已经把这本书的前半部分看完了，基本上了解了整个景德镇的一些小历史。
剩下的半本书是在坐高铁回广州的路上看完的。这算是作者写的散文集，通过亲自走访、参观和旅游，读完多少还是有一些触动
釉色山河–《景德镇传》
显然今天的这份读书笔记算是一半读书，一半笔记，把这回参观旅游的一些感受和想法都一并地记录下来。这次五一从黄山出发，途经歙县、宏村，再到景德镇，最后以南昌海昏侯博物馆收尾。一路走下来，吃吃喝喝之余，探访当地一些有故事、有特色的馆子，想说的大致有三个方面：关于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关于黄山脚下的徽商旧事，以及关于鄱阳湖畔那座沉睡了两千年的大汉王侯墓。
千年瓷都
景德镇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宋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喜欢这里进贡的瓷器，便以自己的年号赐名——那时它还不叫景德镇，叫浮梁县昌南镇。宋代五大名窑——汝、哥、官、钧、定——早已声名赫赫，可真宗偏偏还是青睐昌南的瓷器，据说是因为它有一种近似玉石的质感。天子好玉而得一器似玉，美学的偏好有时候就是这么任性。
后来元代设立浮梁瓷局，洪武年间开设御窑厂，景德镇由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声名大噪。也是读了这本《景德镇传》，我才知道”China”这个词，可能与”昌南”的发音有关——语音在辗转传播中渐渐走了样，”昌南”变成了”China”，既指瓷器，也指出产瓷器的国度。当然也有学者认为”China”其实源自”秦”（Qin），经由梵语、波斯语一路辗转而来。两种说法哪个对，我不敢断言，但有趣的是，无论真相如何，瓷器与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绑定，本身就已经是一段值得玩味的历史了。英语里用小写的”japan”指代漆器也是同一个逻辑——精美的漆器来自日本，于是国名变成了器物的代称。
在以前，陶和瓷其实是不分家的。自从有了景德镇，”瓷”才有了更明确的界定——高岭土的胎体、超过1300度的窑温、施釉烧成后呈现的玻化致密质地，三者缺一不可。
我在来景德镇之前，一直有一个疑问：青花这么出名的东西，为什么要到元代之后才大量出现？唐代之前——汉、魏晋、南北朝——好像都没有这个物件，甚至商周时期的器物里也不见踪影。来了陶瓷博物馆，跟着导游走了一圈，才终于把这个问题想通了。
青花所用的颜料叫”苏麻离青”，产自今天伊朗一带的一种钴料，经高温烧制后呈现蓝色。早在唐代，西域商人就把这种苏料带到了中国，委托窑工代为烧制——他们指定颜色，也定制花纹。缠枝莲的纹样、苏麻离青的色泽、器物整体的造型，骨子里都是中亚和伊斯兰世界的审美。换句话说，青花瓷最早其实是一种”外贸定制品”，它的审美基因并不是中原的。
元朝设立浮梁瓷局之后，罕见的元青花多为皇室赐予西域、西亚各国的礼物，或是定制的外贸商品——这恰恰能解释我的疑问：为什么存世的元青花精品，大多保存在海外博物馆，而不是在中国。到了明代，朱元璋麾下有不少回族将领，加之元代已有成熟的青花烧制技术和广阔的海外市场，青花在明初继续蓬勃发展。无论原因如何，自洪武起，青花逐渐成为了一种国家美学的代表，清朝取代明朝之后也延续了这一传统。
可当我们回看宋代名窑的器件——那些沉静的釉色、素雅的形态——与明清青花的繁复热闹简直判若两个文明。在博物馆里我忽然萌生了一个疑问：宋代的审美和明代的审美，到底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一种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审美，怎么就变成了”我们的”审美？而那个曾经出产汝窑、钧窑、官窑的美学传统，又去了哪里？
“崖山之后无中华”——这到底是一句玩笑、一声叹息，还是某种真实的文化断裂？尤其是我在最后一天去了海昏侯博物馆，听了两个半小时的讲解之后，心中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越发沉重。
参观明清御窑展厅的时候，我承认那些皇家定制的青花瓷在技艺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可在审美上——说实话——我个人更偏爱宋瓷那种内敛含蓄的美。美学有时候是规矩、是限制，受制于权力、皇权乃至宗教；可放开这些框架之后，总有一些东西让人一见倾心、爱不释手。
一种舶来的艺术能够成为民族审美的主流，这本身其实是件有趣的事。正如法国宫廷对香水、葡萄酒和雕塑的偏好，也深刻地塑造了整个西方艺术史的走向——没有路易十四的品味，就没有凡尔赛的审美，也就没有后来的印象派要去反叛的对象。
黄山烟雨
这次爬黄山的体验说不上好，天公不作美。上山后不久便下起了小雨，雨不大，但加上山顶呼呼的风，几乎把衣服都打透了。不过即便如此，黄山确实不一般——该险的时候险，该缓的时候缓。这话虽俗，但亲自攀登的时候，确实能感受到它跟其他山的不同。
黄山声名鹊起的时间，大致与徽商崛起同步。或许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大量中原士族南迁，落脚在黄山一带的徽州。是这些读书人的到来，使得这片土地得以耕读传家，也最终造就了黄山的人文盛名。从宏村、西递就能看出来，文人举家迁来，将文化和礼制尽数带到了此地，又把离乱中的失落寄情于秀美的山水之间。
古徽州的男儿，要么读书做官，要么出门经商，几乎没有留在家里的。因此徽州建筑的墙特别高，还有标志性的马头墙——既是防火的实用设计，也成了徽派建筑的视觉符号。加上文人的点缀，”粉墙黛瓦”四个字，活生生把一个偏僻的山区弄出了一番别样的景象。
无论是歙县还是宏村，古徽州的痕迹虽在，现代商业的渗透也使得它们早已不再清净。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资金注入，古村落又如何维护保存？破败荒废，终究也不是办法。翻看那些老宅里的家训楹联，无不在强调读书的重要——所以这里出了特别多的官员。科举是改变命运的关键途径，而徽商中最有名的盐商，能拿到国家专营的售卖权，和朝中有人不无关系。官与商从来不分家：因官而兴商，因商而兴官。 没有殷实的宗族做后盾，读书本身就是一件极耗财力的事。
与景德镇不同的是，景德镇出产瓷器，徽州出产官员。但两者其实互为补充——如果没有文人墨客的加持，景德镇的瓷器也不会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做瓷是技术活，可讨文人的欢心，终究需要文化符号的注入。
和晋商一样，徽商也有鼎盛与式微。盐业不再专营，商品市场天翻地覆，这种变化并非所有商人都能预判并存活。现在看到的古村落群，某种程度上就是徽商退潮后留下的庞大躯壳。
另外，在歙县和景德镇吃饭的时候，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臭鳜鱼的那种特殊香味，和我们客家的梅香咸鱼是同一个方向的；笋的调味、糯米糍粑的做法，都是熟悉的味道；就连梅干菜，也是两边共同的偏好。
味道相通的背后，是不是族群文化的根脉也相通？查了一下才知道，歙县一带与客家人在上古时期都属于百越族群的分支。百越以渔猎为主，惯用盐来发酵和保存鱼肉——这或许就是这种味觉默契的源头。反观江南的淮扬菜，我去杭州吃饭的时候就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了；到了北方又不一样，再往西南也是如此。所以有时候会想，味道是不是也是刻在基因里的一种记忆？
大汉旧梦
最后一站，我们去了南昌的海昏侯博物馆。
海昏侯刘贺，汉武帝之孙——其祖母便是那位”倾国倾城”的李夫人。刘贺仅活了三十三岁，在壮年便结束了一生，令人惋惜。汉武帝雄才大略，李夫人倾城之姿，由此推测刘贺应该也不至于是史书所描绘的那般不堪。史书终究是后人为粉饰当朝而写的，关键节点的记述或许不差，但对败者的评价——就像太史公对荆轲那样——恐怕未必是原貌。
这座汉墓之所以保存完好，一方面是地处江西，远离中原纷争；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后来因地质变迁，墓葬沉入了鄱阳湖底，在水下封存了许多个世纪，直到近年才重见天日。
站在展厅里回看汉代出土的器物，忽然就想：我们之所以叫汉民族、汉文化，当然与大汉朝有关。可除了这个名字，还有什么习俗、什么图腾、什么标志，是真正从汉代一路传承至今的呢？
两千年过去了，很多文化、传统和文学作品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竹简，包括失传已久的《齐论语》，与我们今天读到的通行本确有不同——幸亏这座墓葬为我们保留了一份两千年前的”原本”，让我们得以窥见传世文本在漫长岁月中被改动了多少。
后世的大儒——程颢、程颐、朱熹——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正是因为对儒学进行了系统的重新阐释和注疏。可每一次重新阐释，或许都使得夫子的原意发生了微妙的偏移。这不一定是篡改，但传承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形的过程——我们最终读到的文本，除了记录先贤的思想，也在记录每一代注疏者的态度与立场。
翻看汉代的灯、镜和日用器皿，美学的高度让人叹服。可这些审美传统慢慢地就变了，甚至中断了。所以”崖山之后无中华”并非虚话——不要说汉代，连宋代的东西，除了留下一些瓷器、书画，大的建筑几乎都没有了。所谓的”宋城”，不过是今人搭建的主题公园罢了。
我们现在的汉文化与大汉朝的文化，其实早已不是同一个东西了，只是共享了一些基因罢了。
回到美学的话题——展厅里每一件汉代器物都让人爱不释手。作为曾经的天子、后来的王侯，刘贺的随葬品代表了当时工艺与艺术的最高水平。那种审美的高度，确实令人心折。
只是这种审美，慢慢地就断了。
结语
随着胡人的入侵和民族的交融，原本最先前的汉文化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随着西方破解了高岭土的秘密，西方开始了自己的创新和发展，高端的陶瓷也已然崛起。而庞大的徽商，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古村落的躯壳。
世事变迁，人潮流动，是遗憾，是发展，是惋惜，还是憧憬？回到熟悉的广州，看着这迅猛发展的 AI 大潮，我们是时候该做点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