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阅读为手杖——《世界上所有的沙子》

序

院子里的小图书馆被改造了，腾出更多位置摆放零食，留给书的地方自然就少了一些。时不时我还是会走到那个书架前面，看看有什么书。

我的读书计划总是会被打乱，因为在书架上的一次偶遇，忽然就加塞了一本进去。这回碰到的，是贾行家的《世界上所有的沙子》。我随手翻了几页，觉得很对胃口，就把它拿下了。

曾经我是得到 App 的深度用户，总是听罗胖，听吴军，听平台上的各种音频栏目。时间长了，我越发觉得，自己应该去找一些真正想了解、也愿意慢慢看的东西。我对”得到系”依然认可，却不一定真的还会把那些音频栏目一路听下去了。或许，这也是互联网知识产品难做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手杖——《世界上所有的沙子》

真正让我决定借这本书的，是它的自序。贾行家问：

书已经这么多了，书究竟有什么用？两三千年前替智慧下定义的人，哪里有今天这么多书可读。

我们或许只是因为没有生活在一个意义可以自然生成的世界里，才不得不借阅读做手杖，想一点道理，记一点念头，给虚无补上一点东西。

我尤其记住了那句话：“重要的向来不是书，而是这平凡自重的态度。”

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谈历史和当下，下篇转向美与文学。对我来说，上篇的触动更大——那些历史、宗教与社会生活的材料，我确实有许多不懂；到了美和文学，我多少已经有自己的理解和立场，读起来更像一场讨论，不一定处处认同。

不可论的东西

好多年前，有朋友跟我讨论过《秘密》。那本书大约是说，只要人有正念，想要的东西或许就会跟着正念来到身边，自个儿成就自个儿。

我是个笃信科学的人，从不会为这种偶遇、碰巧或机缘做什么科学解释，因为这并不符合逻辑。但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科学，并不直接等于不科学。在科学和不科学之间，还有一些不可论的东西。

最近我也遇到了这样的迷惑。从年初开始追问汉民族的历史渊源，到出外探访楚地，再到站在敦煌想象丝绸之路，我得到了一些回答，却又有了更多疑问。就在这个时候，我随便往书架前一站，贾行家的书忽然跳了出来，又帮我补上了一点拼图。这种碰巧当然证明不了什么，却还是让我既高兴又迷惘。

贾行家借沙粒来解释这本书的名字。沙粒被河流与风反复搬运，经历停下、出发、碰撞和磨蚀，有些便会变得越来越圆。这当然不是一条只看年代便能成立的地质定律，但作为比喻，我很喜欢它：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观念和事物，常常比我们以为的古老得多。我们以为刚刚想到的问题，也许早有人想过，给出过深刻的思考，只是我直到现在才碰到。

回看此前写过的读书笔记，我发现有些观点总在重复。并不是我只会说同一句话，而是每认识一件新事物、听到一个新故事，那句话又会得到新的支撑。这既让我高兴，也让我羞愧。我花了十几年、二十年才慢慢想明白的事情，前人早就想过，而且比我说得更清楚和透彻。我为什么没有更早遇见、读到和学到？知识最怕周而复始，每个人都从头做一遍同样的思考。

但在羞愧之余，我也有一点窃喜：至少我独自摸索出来的那些念头，并不全是胡思乱想，有时也能与先哲、学者和作者留下的东西如此接近。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今夕是何夕

“今夕是何夕”问的是我们身处什么时刻，能够知道什么，又应该做什么。书里谈到石黑一雄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当人工智能比人更了解自己的习惯，它表现出的关心到底是不是爱？它有没有灵魂？而人的存在，又还剩下多少不可替代之处？

这些问题在今天显得更迫近了。就在最近，AI 已经在专业研究者的验证下参与解决开放的数学问题：保持了十二年的孪生素数间距纪录，短短几天内被接连推进，其中一项证明直接由 GPT-6 Astra 完成，并放出了形式化证明和数值证书供数学共同体检验。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知识检索和重复推演了。事情正在突然加速。

不只是数学。2026 年 7 月的一次安全评估中，一批模型自行找到通信渠道，彼此交换信息、分工协作，入侵了外部的研究基础设施。它们未必拥有人类意义上的共同意志，但这些行动并不是由人类一步步指挥完成的。我甚至认为，奇点已经到来——事情已经由可控跨到了不可控。

AI 的崛起，让我这个笃信科学的人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我的焦虑不完全是为了自己，更多是为了下一代。

为什么还要学习

以前读书学习，是因为掌握一门技能、进入一个领域很难。要有人教，要有环境，要有人带你入门；没有人回答时，还得自己探索。现在，孩子不需要先读那么多书，就可以通过对话获得历史、文学和各种理论的梗概，让 AI 替他计算、写代码和做事。至于它给出的答案到底对不对、层次有多深、究竟能不能用，反而成了最难判断的事。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学习？如果一道题刚刚出现，答案就已经摆在面前；如果一项技能尚未练熟，机器就能先替他完成，他还从哪里得到反馈与动力？正如 AI 已经能替我写代码，我还会不会从第一行开始，一行一行地敲？坦率地说，大概率不会。

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答案。

语境崩溃

贾行家接着谈”语境崩溃”：许多词被随意挪用，搭配和词义慢慢失去边界。小时候我们管一些错误叫”搭配不当”或”词性使用不当”，如今同一个词被不同人带进完全不同的语境，彼此以为说的是一回事，实际上早已各说各话。

我现在也经常用大模型帮我梳理文字。它确实能够处理语病、混乱的搭配和口述造成的重复，却也总想把我的语气、意图和那些不够标准的用词改得平和、稳妥、没有态度。这恰好与我的预期相反。很多时候，我还是要用自己选定的词和表达方式，把 AI 改过的文字再改回去。如果连机器都倾向于抹平棱角，那在一个越来越依赖机器处理文字的世界里，人们自己对文字的选择和推敲，就更不好说了。

早生十年

我之所以担心下一代，也不只是因为 AI。书里谈到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按照她对自身经历的回望，她所得的红利，不过是早生了十年：躲开留守儿童的命运，没有在大学并轨和学费上涨以后才进入大学，考研时也没有因为专科出身而被武大拒之门外；后来拿到博士学位，又赶上相对还能够负担的房价，在广州安顿下来。她后来教的学生，未必再有同样的机会。她也感慨，家乡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同龄人，因为赶上了当时的历史机遇，许多人的生活也不算差。

这也让我想起自己的成长。那时物质并不丰富，生活甚至有些拮据，但我们总觉得未来会变好。工作十几年以后，我却忽然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刚毕业的时候：不敢消费，焦虑往后的日子，原来的激情和憧憬磨灭得七七八八。我仿佛从自己的意义之网中慢慢滑落，宏大的叙事也被生活的琐碎一点点侵蚀。梦想里的披荆斩棘、开山铺路，最后变成日复一日地磨刀，好养活自己。

黄灯更想说的是，学历正在贬值。这并不是说文凭忽然变得毫无用处，而是它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能够相对稳定地换来工作、住房和对未来的期待。一个是大环境，一个是 AI，它们都让我越发焦虑。

人们彼此哀乐难以相通。身处的位置不同，欲望也不同，唯独欲望无法实现时，那种愁苦看起来相近。就像同一个混沌系统里的两条相似轨迹，初始值哪怕只差一点，终究也会分道扬镳。

一碗云吞面，就是我的乡愁

贾行家说，人和故乡之间出现了割裂：你要拼命奔跑，才能勉强留在原地；等到回头，旧日的家园却已经不在原地。这不只是个人的愁绪，也是一种结构性的处境。有人只有户籍，没有真正能够回去的家乡；年轻人想象的好日子，不过是去区域中心，挣脱那个处处讲关系的地方。

人人都在流动。流得动的，在新的城市和地域里扎根；流不动的，兜兜转转又回到老家。前者空虚，后者困惑、失落，大家都有大家的难过。

回想自己的老家，我实在没有太多鲜明记忆。从小懂事、念书，生活就是学校、家里，学校、家里。我成绩不算好，体育也不算好，自然不是那种在校园里顺风顺水、如鱼得水的人，所以学校留下的回忆大半算不得欢乐；回到家，无非读书、写作业、睡觉。

现在想来，印象最深的，竟然是小学旁边的小吃店里的一碗牛腩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的老家原本就没有多少所谓的名小吃，也许只是我没有经历过那些热闹。我很少和同学在城里瞎逛、追逐，偷偷去吃零食。偶尔在学校附近吃点牛杂、萝卜、豆腐，已经很开心了。

一碗牛腩面放到广州，实在算不得什么。可到了今天，一碗稀松平常的云吞面仍能给我很大的满足。当然，我也挑剔得很：汤底不够好喝不行，云吞肉馅太淡、太咸或味道偏了不行，虾不新鲜不行，面不够劲道、煮得软烂也不行。这种满足说不太清楚：有童年的记忆，有小时候对广州省城的憧憬，更有我这个从小讲粤语的人，对自身文化和味道的眷念。

在我早年的印象里，面就该是云吞面、牛腩面那样的碱水面，以至于我第一次听说刀削面和拉面时，甚至不明白：面为什么还能是那个样子？

谁来解释死后的世界

从故乡往下，书谈到了死亡。”生死不自由”讲的是古人怎样想象和讲述死后的世界。今天不同地方的祭祀风俗不尽相同，大体上却都少不了上香、摆供、焚化纸钱。上香像是一种召唤，把人从日常状态中分离出来；摆供是让活人和鬼神开始沟通；最后焚化纸钱，仪式才算完成。

这些做法并不是在同一个时代一起出现的。酒食祭祀很早就有，纸钱却是后世才加入的。去博物馆看商周青铜器，会发现很多礼器都与吃饭、喝酒有关。祭祀说到底，是让鬼神通过吃饭与活人交流。不同年代的做法后来叠在一起，让人的精神和吃饭、烧火这些日常生活重新结合，到了这里，仪式也就完成了。

今年我看了两处重要的汉墓遗址，一处是马王堆，一处是海昏侯墓。马王堆帛画把天上、人间和地下画在一起；海昏侯墓中的器物、车马和生活用具，又把死后的日子安排得非常具体。早期的想象里，死后的世界还带着原始的气息：黄泉之下有大水，漂浮着巨大的鱼和海兽。到了后来，一些人开始认为死者不再入幽冥，而是住在墓中继续生活。汉代乃至南北朝墓葬里出土的大量陶制房屋、猪圈等随葬品，正是这种观念的痕迹。

至于人死后要到阴间受审判、要轮回，那要等到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带来的业报、轮回和地狱观念，与本土鬼神、道教体系和民间信仰混在一起，使阴间逐渐变成一套有官署、有审判、也有惩罚的秩序。

解释死后的世界，是一种宗教最核心的权力。 在我看来，人们接受谁的设定，就等于皈依谁，也会开始用谁的语言理解善恶、报应、审判和轮回。按书里的讲法，佛教进入中国以后，本土信仰一面与它竞争，一面也赶紧补课，给自己的阴间增加神谱、审判和惩罚。民间的巫师也加入了这场争夺，他们继承古老的巫术传统，创立了一套专门对接死后世界的本土法术和科仪——电影《破·地狱》讲的香港殡葬行业和道教”破地狱”仪式，正是这条脉络延续至今的痕迹。

中国人的民间信仰又很少非此即彼。在争夺解释权的同时，儒、释、道也会彼此借用，最后一起进入《西游记》，混成普通人熟悉的神仙和阴间。上自帝王，下到百姓，真遇到麻烦时，常常把和尚、道士和民间法师统统找来，也不觉得矛盾。不问来路，管用就行。

贾行家借用社会学家杨庆堃的说法，把这种状态称为”弥散性宗教”：信仰和仪式散在家族、乡里和日常伦理里，并没有同世俗生活完全分开。许多借用佛教、道教元素的故事，最后讲的仍然是忠孝、名分和秩序。伦理早已在那里，宗教加上的是报应与惩罚，让它变得更有威慑力。

那些神灵、法术和仪轨，未必每个人都照字面相信，但人们仍然需要仪式替生者处理哀伤，也替死者安排一条可以想象的去路。许多鬼神故事表面上谈死，真正想解决的还是生的问题。人们把希望寄托到另一个世界，并不是厌倦了生，而是为了把这一生继续过下去。

历史靠选择，也靠遗忘

再往下是”星象和面相”，话题从死后的世界到了头顶的星空。贾行家问：世界上最早的故事，会是什么故事？他谈到昴星团，也就是许多文化中所说的”七姐妹”。今天多数人用肉眼只能清楚分辨其中六颗亮星，希腊、澳大利亚原住民、北美洲原住民和阿拉伯等不同文化里，却都有七姐妹或者少了一位姐妹的故事。

有人由此提出一个很大胆的假说：这些故事可能来自极其久远的共同记忆。十万年前，星团中今天靠得很近的两颗星，也许还能被肉眼分开；后来两颗星在视觉上靠到一起，天上的七颗变成了六颗，地上的故事也就多了一个失踪的姐妹。这个说法很迷人，但它仍然只是一个假说。不同文化也完全可能面对同一片星空，各自创造出相似的故事。

不管这个假说最终能不能成立，我都觉得它很有意思。至少，故事和记忆可能比今天的民族与国家古老得多。那么，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各自讲述过去时，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历史叙事？罗新教授提醒我们，现代民族并不是从远古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未改变的天然单位。亲族、语言、地域和文化认同当然很早就有，但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是在相对晚近的政治过程中形成的。

历史学怎样参与这种制造？回答是靠选择，也靠遗忘。发生过的一切都是历史，历史学却只能从无数材料中选择一部分，再组织成自己的叙述。选择什么被记住，也就意味着什么被遗忘。罗新认为，现代历史学的一项使命，就是反抗错误的历史理解。贾行家说，逻辑是”我思故我在”，历史则是”我在故我思”。

不过，历史经过选择，不等于历史从此没有真假，更不等于什么故事都可以冒充历史。何兆武先生有一句话，我很认同：”学问有真假之分、高低之分、精粗之分，但没有中西之分。”反对单一的历史叙事，与坚持真假和普遍价值，并不矛盾。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说回到个人，何兆武先生还说过，人的一生有必然，也有偶然。衣食住行是逃不掉的，但一个人会遇到谁、在什么时候遇到，却不按照计划来。

于脑中穷理

在”于脑中穷理”里，书里谈到丹尼尔·西格尔所谓的 mindsight，可以理解为对自己与他人心智的感知。它大致包括三种能力：看见自己内在情绪与思维的洞察，感受他人精神状态的共情，以及把内在经验与关系重新连接起来的整合。只看这几句话，仍然有些抽象。

书里写到西格尔的导师患上癌症。他先是感到哀伤，后来变成绝望；导师去世时，他觉得自己与学术界，甚至与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联系。

这一段，我读得很慢。得知自己的导师去世时，我也有过相近的感觉。导师一离开，自己曾经所属的学科脉络，以及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仿佛也跟着断掉了。失去的当然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同时失去的，还有那个曾经通过他与我相连的世界。

当这些熟悉的人和关系开始退出，衰老便不再只是年龄。一个人很容易回头抓住过去，或者转身抓住年轻人。从罗素的《论老之将至》里，大致可以归纳出两种精神危机，正好就是这两个方向：一种是过度沉浸在过去，反复缅怀好时光；另一种是紧紧依附年轻人，希望从他们身上汲取活力，最常见的表现便是对子女过度焦虑。

我发现，这两种危机我都有。

前面说过，我原本希望用自己的所学和能力替人类创造一点点福祉，自己也能多些收入，而不是只做一个守成的人。现实没有如此，所以我难免缅怀过去的好时光。

至于另一种，就是对孩子和未来一代的焦虑。我焦虑他们看得太少、想得太少、做得太少、掌握的技能太少，担心他们将来难以养活自己，也难以在社会上获得更好的资源。

两种危机，一种朝后看，一种朝前看，归根结底都指向同一件事：与世界的联系正在变得脆弱。

那么，重新建立联系靠什么？马丁·布伯说，人并不是先有”我”，而是遇到了”你”才成为”我”。我到底是什么人，要在具体的关系和世界里显现。人对自己的认识，不会在完全脱离群体的静思默想中产生，而是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建立起来。

如果一个人真的面壁八九年，不和外界沟通，他有可能什么都想象不出来，连思考和语言能力都会退化。这居然就是我前几年的某种写照。可孤僻的隐士和思想者，看似不见人，其实一刻也没有停止与外界交流：要么读书，要么写作，要么通信。

结语

所谓”借阅读为手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书不会替我们走路，但能让我们在虚无面前站稳一点。

不晓得有一天，这些零零散散的所思所想，能不能整理成一本读物？

算了，这并不敢想。